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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他虽然发表多篇文章，似多利用汉文文献优势，利用佛典比对其异同，而罕有鸿篇巨制，更未能写出钢和泰那样以梵、藏、汉文本全面校勘一种佛经的作品。同为吕德斯的学生，191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诺贝尔（Johannes Nobel，1887—1960）后来则花了三十年整理出版《金光明经》的梵、藏、汉对照的校勘本，1937年刊布梵文本，1944年刊布藏文本，1950年出版梵、藏、德文对照本，1958年出版该经的词汇(24)。他1908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1911年博士毕业。所以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时和他是同学。他1915年起任职于柏林皇家图书馆，1920年转任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921年起在柏林大学获得讲授印度语文学的资格证书，曾讲授有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日本佛教的课程。而寅恪1921—1925年间正在柏林大学留学，两人也有不少交集。诺贝尔1927年开始正式任教柏林大学。1928年起转入马堡大学教梵、藏、汉文，直至1955年退休(25)。顺便说一下，吕德斯1909年到柏林大学任教，诺贝尔很可能是他门下毕业的第一个博士。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正是诺贝尔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估计是在1910—1911年间在阅读汉文文献时获得寅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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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 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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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文中要再讨论的寅恪佛学在文献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面向，实际上我认为寅恪早年对于史学的兴趣对他研治东方学仍有影响，他在治学上的兴趣并非是印欧比较语言学，所以其研究的目标也并非如德国学界的传统做法，参照各种语言文献，为读者提供特定佛教文献的校订本（critical edition），而是注重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换言之，在寅恪的东方学研究中，印欧比较语言学仍然是工具，佛教文化史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这大概和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而寅恪正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问）入经学（佛教文献学）再入史学（佛教文化史），只不过他以现代的“小学”入现代“比较校勘学”，而进入现代史学，所以从提出问题假说，到论证问题，提出解释，更显得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当时能做出很高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将吾国传统之旧学和西洋传入之新学衔接起来并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王国维如此，寅恪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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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30年代初寅恪恐不足称国际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难怪当时伯希和仅推重已出道多年的陈垣(26)。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整个学科的发展，寅恪的中国研究水平确实是佼佼者。但从整个东方学来看，他对材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都来自德国，开创性方面和很多东方学家尚有差距，如中亚学、比较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梵文、巴利文、梵文俗语、西夏学、藏学、吐火罗学、蒙古学、粟特学、回鹘—突厥学等，他均非奠基者或领军人物。仅以佛教研究而论，他对于汉文佛典固然很熟，但以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献综合而言，则其语言背景和成就似不如在巴黎不幸英年早逝的林藜光。当然，寅恪的领域很广泛，他并非是一位完全恪守传统东方学的学人，实际上其关心的领域仍是史学，而其真正奠基性成就乃是建立现代史学意义上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之轨则，这可以从当今学术界其学术传承的谱系看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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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学界常常推崇的寅恪之语言能力而论，与当时国际顶尖东方学家相比，寅恪似略欠火候。学语言，看和听最容易，写作最难。即使具备英、法、德等西欧主要语言流利口语者，在东方学界恐不算杰出。寅恪因只是选课，不读学位，大约在语言训练特别是写作训练的严格程度上，不甚突出。有学者称寅恪能写典雅的拉丁文，这实在难以想象。很多欧美学者从初中即开始学拉丁文，大学入读哈佛大学古典系，也不一定能写典雅的拉丁文，更不要说寅恪出国留学之后才开始学拉丁文。20世纪初，入读哈佛大学大学部即哈佛学院必须通过学院组织的入学考试，每年六月、九月各举行一次。1918年的《哈佛大学目录》记录了当时大学部的入学要求，其中一种培养计划是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基础希腊文和拉丁文背景才能无条件入学，否则必须补充十五个课时的学习。当时考基础希腊文是测试学生是否能翻译色诺芬的作品，而高级希腊文测试是考翻译荷马史诗如《伊里亚特》的段落，考拉丁文是测试学生能否翻译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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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欧美大学已经有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之划分，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古波斯文都算古典语言。欧美现代语言则包括当时日常使用的英、法、德、俄、荷、西、意、葡等语言。以古典印欧语言训练而论，欧美学术制度上一般要求以梵文为主修的研究生入学前应有相当的希腊文、拉丁文水平作为基础。斯坦因、伯希和、兰曼、白璧德、吕德斯、钢和泰、叶理绥等人都是中学即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虽寅恪是天纵英才，但先天不足，故在语言方面恐怕难以和当时东方学界顶尖的学者相提并论。现代语言，寅恪也没有优势，西欧、北欧学者自然不必说，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学者都会说临近国家的语言，而英美学者四会法、德、意等语言也不稀见。比如斯坦因，从小就说匈牙利语和德语，十岁时在德累斯顿上学，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语和英语。后来又去维也纳、莱比锡和图宾根学习。毕业后去牛津、伦敦等地游学(28)。对于斯坦因这样的欧洲学者来说，英、法、德语之间差别并不大。斯坦因从小会说德语，长大学习了英、法语，那说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中文和这些欧洲语言差别较大，完全掌握听说读写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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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寅恪的表弟俞大维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他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29)俞大维的话很有分寸，他说寅恪的语言能力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说在全世界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也用寅恪跟他的谈话来谈寅恪在中西文化交流、佛学传播以及西域史地上的研究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劳干先生也说，“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甚匹。不过，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他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30)劳先生的话固然来自事后追忆，诚然有其不确切之处，比如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实际应是印欧语系文字，又劳先生所谓回国之后寅恪即转向南北朝唐史，实际寅恪并非回国后即转向，而是经过了若干年在1930年代初才转向。但劳先生的评论确实有其合理的部分，比如寅恪后来确实侧重于南北朝和唐史的研究，也的确因为在寅恪看来，由他来领导中古史的研究更为急需。这也显然体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劳先生也仅云寅恪之梵文功力在全国学人中更无甚匹，并未说在全世界学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总结和俞先生颇有相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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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归纳了寅恪早年学术的两个研究重点，一是佛教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亚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同时余先生也指出，“无论如何，在深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堂奥之后，他自然比谁都清楚，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言，欧洲的东方学是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他本人的基础功力虽然在中国首屈一指，但若与欧洲第一流的东方学家相较，也并不特别超出。”(31)这个判断无疑是很精准的。寅恪中年时获得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和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等称号均因其史学贡献受到推崇，而并非东方学造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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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来提供一个语言环境对学习者语言学习影响之大的背景说明。当前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一般都是双语，因为大多数是“二战”后的外来移民，除了希伯来语之外，他们多半也说原出生国的语言。寅恪的哈佛校友，在科幻片《星球大战》中扮演艾米拉达女王的女演员娜塔丽·波特曼是从以色列来美的犹太移民，肯定会说英语和希伯来语两种语言。她本科在哈佛读心理学，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读硕士。据媒体报道，她能说六种语言，不仅会英语、希伯来语，而且会讲一点法语、德语、日语等。以哈佛的多种族多语言氛围和开课条件，加上波特曼天赋异于常人且秀外慧中，又常常周游列国出席各类文艺活动，学习这些语言不但可能，亦并非难事。而其他族裔的第一、二代移民往往也是双语，在家说本族语(33)，在学校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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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大学研究院提供的中国学博士学位课程一般要求学生会中文和英文，还要求学生在参加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前必修一门东方语言和一门欧洲语言，东方语言基本以日语为首选，欧洲语言则要求能通过阅读能力考试，通常学生们会在法语和德语中选，因为法国汉学较强，尤其以法语最为流行。周一良先生在《史语所一年》中说到所长傅斯年建议他学德文，然后他为了在哈佛拿学位，突击过关，后来不用，又还给老师了(34)。不过，牟复礼先生在回忆录中说当他1955年在莱顿参加青年汉学家大会时遇到了周一良，说他英文、日文甚流利，因自小便有专人进行训练，亦通法文、德文，故而当时周的主要任务是给翦伯赞当翻译(35)。学语言需要环境，钢氏曾游学印度，常常向苦行僧请教，梵文因此了得；到了北京，又与很多喇嘛成为朋友，藏文也因此上去了。寅恪不和番僧往来，则其语言程度较钢氏欠火候也在情理之中。寅恪似对语言本身不如对文献兴趣那么大，特别偏重语文学，注意从文献分析历史和文化，而对鲜活的语言本身并不太关心。这可能是因为他受德国传统语文学训练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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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学生很多都是多语言学者，出身东欧而执教美国的学者早期有叶理绥（Sergei Grigorievich Elisséeff，1889—1975），后来有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叶氏出身于圣彼得堡一家极其富裕的商人家庭，祖父以进口葡萄酒起家。他从小就受外语的熏陶。他的父母在餐桌上说法语，以防止仆人了解和传播关于他们家的谣言。他六岁开始便跟随母亲的私人秘书学习德语，这位秘书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女士。七岁家里就请了私人教师教他语言。他上小学后继续学习德文，十岁进入凯瑟琳大帝创办的拉林斯基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十一岁和父母去巴黎郊区度暑假，因参观万国博览会，始对东洋学感兴趣。同年又和私人老师学习英语。所以他后来能够流利使用八种语言。他虽仅比寅恪大一岁，但其语言超强表达能力，似远胜寅恪。他母语是俄语，因在法国留学，追随伯希和，在讨论和写文章方面受到伯希和的正规训练，法语口语和写作均不成问题。据赖世和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的纪念文章，叶氏本来想以中文为主修，但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奥登堡（Serge Oldenburg，1863—1934）认为当时俄国汉学家还颇有几位，不如去学日文。叶理绥便主要攻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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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十八岁的叶氏进入柏林大学学习，主要导师是萨豪（Eduard Sachau，1845—1930），他也跟普劳特（Hermann Plaut）和市川代治学习日文，跟顾路柏（1855—1908）学习中文，顾死后则由福兰阁教他中文，并学习《孟子》。兰格（Rudolf Lange）则教他德川时期的日本史。他在柏林大学也见过一些东方学家，如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缪勒等人。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也已经和许多旅德日本学者有交往，包括语文学家新村出（1876—1967）、哲学家桑木严翼（1874—1946）、数学家桑木彧雄（1878—1945）、历史学家原胜郎（1871—1921）。而这位桑木不是旁人，正是对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影响很大的日本新康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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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叶氏短暂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便启程赴东京留学，带着新村出给东京帝大日本语教授上田万年（1867—1937）的信，以及奥登堡给其他几位日本学者的介绍信，其中包括给高楠顺次郎的信。他在东京帝大先跟俄语教授八杉贞利（1876—1966）上课。但八杉建议他先去上预科，介绍他去找文科学长坪井九马三（1858—1936）。坪井曾在德国留学，能以德文和叶氏交谈，认为叶氏当时的日文和汉文文言文水平尚不足以和其他日本学生一起上课。不过上田很支持他，介绍他认识芳贺矢一（1867—1927）、藤冈作太郎、保科孝一等人。在上田、八杉等人做保证人的情况下，高楠等人也出面，叶氏得以入学东京帝大。他跟上田、藤冈胜二等人上课，还上过科贝尔（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的西方哲学史。另外在课外他也受到栗原武一郎的指点，同时跟一位老先生学日本古汉文。1912年他成为最早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并取得正式学位的西洋学生，甚至在毕业典礼上获明治天皇亲自接见(36)。之后，他又进入东大研究院，跟泷精一、三上参次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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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在东京交往的其他名人也颇多，其中主要包括夏目漱石（1867—1916）、芦田均、犬养毅。叶氏同学小宫丰隆（1884—1966）乃是夏目门人，遂介绍叶氏与夏目认识，夏目邀请叶氏参加每周四在他家举行的定期聚会，即所谓“木曜会”(37)。叶氏日文之好，在写作上亦得到日本学者的肯定，上研究生时他定期为《朝日新闻》的《文艺栏》撰写评论俄国小说的文章。他虽在柏林已经开始学汉语，开始研读《孟子》，但在日本受到更多日本传统汉学家的熏陶，阅读汉语古文的水平也不错(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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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一 夏目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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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他离开日本返回圣彼得堡，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1915年3月，叶氏在圣彼得堡考古学会东方部作了《论新井白石作为传统日本史家》的报告。这一年在圣彼得堡他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出席的人包括伊凡诺夫（Alexis Ivanov）、柳比莫夫（L．E．Lyubimov）、巴托尔德等人。伊凡诺夫主要问他《今昔物语》、《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柳比莫夫主要考他德川立法问题、萨哈林岛、库叶岛问题，巴托尔德则考他中国史。他顺利通过考试。之后留校教日文。1917年他转为助理教授。但随着俄国发生革命，他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遂于1920年逃至芬兰，停留了一个月又逃到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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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他到达巴黎，以打学术零工为生，主要在吉美美术馆担任助理，以及在日本驻法使馆做翻译，同时也上着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开设的课程。1922年他开始在索邦、东方语言学院等院校教日语和日本文学。1930年他正式成为索邦的高等研究学院导师。后来哈佛大学欲开展东方学研究，邀请伯希和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伯氏不愿赴美，推荐这位弟子，看来对他颇器重。哈佛愿意一试，遂邀请叶氏在1932—1933年先担任哈佛客座讲师，以观察其表现。至1934年叶氏才正式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及哈佛东亚系正教授(39)，这一地位是和其学术背景、学术表现与成就分不开的。周一良先生曾在哈佛上叶氏的讨论课，学习日本文学，因此在回忆录中盛赞叶氏日、法、英、德语均十分流利，日本语言、文学、艺术知识也很丰富(40)。1936—1937年他来华考察教育，走访了六所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大学，如燕京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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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钢氏、叶氏均有在德国、美国、日本或求学或研究的经历。钢氏和叶氏都曾当过外交官。钢氏服务于俄国出使印度的外交使团，这一任命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印度走访了不少佛教古迹圣地，因为疑惑才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感兴趣，更进而想到中国游学。一系列机缘使他在异国他乡的北京成就了他一生不朽的学术事业，并因在中国的成就而从北大被聘到哈佛，其学术轨迹横跨三个大陆，堪称20世纪初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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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曾留学柏林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得到过诸如奥登堡、巴托尔德、福兰阁、高楠顺次郎、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指点，学术经历之复杂，视野之宽阔，对当时东西方学术的把握，甚至在寅恪和钢氏之上。只是后来因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行政事务，最后留下的学术著述并不丰富。他1921—1929年长期在巴黎的日本使馆作为翻译官服务于日本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以外交服务补贴其在法国求学和研究的费用，也利用机会磨炼了法文和日文。最终得到伯希和赏识，这才有后来在哈佛开创汉学和日本学的成绩。其实叶氏的老师伯希和也是外交人员出身，在学习东方语言过程中获得沙畹、烈维的赏识，加以指点，才进入学术殿堂。伯希和曾服务于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这个机构当时隶属法国外交部。1900年伯希和被远东学院派到北京购买古书，此为伯希和后来到西域探险收获大量古物之张本。其他欧洲一些同时代的汉学家比如德国的福兰阁、荷兰的戴闻达也均曾做过外交官，分别在德、荷驻北京使团工作，后来才转向专业的汉学研究（所谓the“professional”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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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虽出身政治家庭，却从未做过外交官，只是1915—1916年间曾短期担任北京政府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又在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及督军时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蔡、谭两位均是寅恪父亲三立先生的朋友，大约是这两位朋友给寅恪安排了清闲职位以谋生。可是寅恪当小公务员的短暂经历对他学术发展和训练似乎没有像钢氏和叶氏那么有影响，终其一生，他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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