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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二 吴雷川所书燕京大学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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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果我们置身历史情境当中，应不难理解寅恪先生对燕大并不陌生。他曾于1943—1946年任教于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据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寅恪先生在燕大任教时因眼疾突然加重，住入大学对街的存仁医院，由燕大的同学们轮流照顾。寅恪感念之余，跟梅氏说未料到教会学校仍有师道存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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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寅恪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这样说，即使来自《约翰福音》，也并不意指自己是站在神的立场说话，他并非以耶稣自居。他说这样的话，只是用来告诉他的学生他自己的道路和生命更具理性，而希望他的学生放弃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具有垄断性质的绝对真理。其实，我们中国人即常常引用《论语》里的话，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老外听了觉得很有趣味，但如果不了解《论语》，肯定也一头雾水。中西文化积淀很深，熟悉双方文化的学者两边典故都用，这大概可说得上是四海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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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样推测和联想有点过度阐释之嫌，实际上以寅恪先生写诗常常用典的习惯，他在著作中运用《圣经》的典故应当不是没有可能。既然都是用典，当然不必分它中典还是西典，拿来能用即可。何况寅恪对基督教一点也不陌生。他在哈佛求学之时，已经购买了《剑桥近代史》，对西方历史应不陌生。在哈佛留学期间，他曾和吴宓这样谈到基督教：“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1225—1274，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59)他认为欧洲中世纪，被称为Dark Ages ［黑暗时代］，其实并不尽然。并指出中国的中世纪，比如所谓宋代为衰世，也不尽然，值得研究而发明之。他还指出耶稣教不祭祀祖先，诸多行事与中国礼俗文化相悖。如果耶稣教独行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因为中国其他宗教虽然能兼容耶稣教，但耶稣教不能容忍其他宗教。因此有些留学生主张耶教救国，实属谬误。他将程朱哲学比喻成西方耶稣教的正宗，主张以理制欲，克己修省。这个思想传统来自耶稣使徒圣保罗、圣奥古斯丁，后来由帕斯卡、约翰逊、白璧德等人继承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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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在1937年6月22日的日记里也提到寅恪和他谈学问，认为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是以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化论解释佛学，欧阳竞无的唯识学，则是用印度烦琐哲学解释佛学，相当于欧洲中世纪耶教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劳而无功，但与熊十力相比还算正途。寅恪在1930年6月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则提到耶教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与巴士卡儿（Pascal）均有钦圣之情，但因二人所处时代不同，感情也非常不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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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也曾读过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他在1931年4月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上的《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一文中说自己偶于图书馆检夏鸟氏（Sommervogel）耶稣教会著述目录见有满文《几何原本》之名。他认为耶稣教会诸子号称通达权变，折衷中西，虽于东土旧传拜死敬天之礼，有不妨宽假之意，但对欧氏几何这样的专门名家之学，未必能改变原书体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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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Sommervogel即法国耶稣会学者Carlos Sommervogel（1834—1902）。寅恪看到的他的耶稣教会著述目录当指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该书实际上是比利时耶稣会士Augustin de Becker（1809—1873）在1853年完成的La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一书的增补本。迪贝克的书一共七卷。而夏鸟增补本则在1890—1916年间陆续出版。1960年由鲁汶哲学与神学学院耶稣会图书馆重印时再做了增补(62)，一共十二卷。1998年再次重印（Mansfield Centre：Martino Fine Books），一共九卷，每本都重新装订成大厚册，堪称研究耶稣会最重要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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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对希腊思想和文化似乎也情有独钟，他虽然不主要研究这个领域，但他在哈佛时选修了《希腊文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等课程，而其阅读范围显然也对希腊有所侧重，并且在诸多著作中流露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文化相比较的意思。他这种对希腊文化推崇的情结可能和早期受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倾心态度影响有关。他早年在哈佛留学期间对希腊简直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63)。他将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归结为哲学、美术和科学，显然受到新人文主义影响。我们下文会提到，哲学、科学、艺术作为希腊主义的支柱，主要来自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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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后来在1927年的作品中又提到了柏拉图。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伯拉图所谓Eidos（Idea）者”(64)。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极为称赞《再生缘》七言排律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严密结构，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罕有。顺便他也提到天竺、希腊、西洋的长篇史诗都很讲究结构让世人“震矜”，而且传达的宗教、哲学思想精深博大，而他在四十年前曾读过希腊、梵文长篇史诗(65)。他所说的希腊长篇史诗显然就是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论再生缘》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则他所说四十年前可推算为20年代初他留学欧洲期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寅恪明确提到了荷马。他还评论了希腊文学注释研究的兴起：“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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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这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显然和他早年在哈佛受白璧德的影响有关。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的学生玛瑟（Frank Jewett Mather Jr.）指出他在1893—1894年间在思想上受到马修·阿诺德影响。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了《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认为欧洲文明的两个来源即希腊主义（Hellenism）和希伯来主义（Hebraism），希腊主义带给欧洲科学、艺术、民主，即对理论知识的重视、对审美的感受力与创造力、自由的精神和自我决定命运的意志；而希伯来主义则带给欧洲文明道德、责任以及服从。当然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对佛教的了解日益加深，白璧德的兴趣渐渐转向宗教。当然，寅恪未必在具体问题上完全赞同白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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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以上一些线索来看，寅恪之学有其较为复杂的西学背景，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都有影子，这样看寅恪的思想渊源也许也符合他在七十八年前所说的“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67)。寅恪对希腊哲学、基督教的了解当然也不止于上面提及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但也不是说很有造诣，似乎拿来用典已经足以。他很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故事在天竺文献中的原型，比如曹冲称象以及《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等等，这里我也将他的作品拿来分析其在西学中的出典，也算一种“后世相知或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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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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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三节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所获英美学术荣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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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当时修中诚乃是专程来和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68)。他们一家八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69)。十二月下旬才抵达成都。后来又写了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即1944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一事。当时寅恪由以下三人推荐：陶育礼（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库克（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主要依据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成就，列举的代表作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三篇文章；同时她们还提到这一年还有一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Reader）来访。这位所谓牛津高级讲师就是汉学家修中诚了，汉学教授一职则虚位以待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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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是位热爱中华文化的传教士学者，但国内学界对他注意不多。他去世后，他的学生芮沃寿在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JAS）上发了一则简短的讣告，报告了1934—1947年任教牛津的修中诚于1956年10月20日去世。修中诚早年在牛津受教育，1911年被伦敦会派到中国福建汀州传教，1933年底被牛津召回英国。在学术上，修中诚也是牛津中国研究现代化以及该校设立中文荣誉学位的奠基者。修中诚退休后于1948—1952年间走访了美国许多汉学研究中心，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莱蒙学院客座教授。芮沃寿也列出了修中诚的八种主要论著、译著。芮沃寿盛赞修中诚一生十分同情中国人民为创造一种新文明而斗争，从而指出修中诚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70)。这一点亦可从修中诚的论著中看出。他曾在1937年出版了《西方世界之入侵中华》一书，作为《先锋历史从书》之一种，在前言中修中诚略述了此书撰述缘起，指出因丛书主编要求一位有智慧的公民应放弃本地视野而以一种普遍视野来学习一个被欧洲思想入侵之后的世界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在修中诚看来，一个人应站在一种博通的立场，以高质量的想象式同情（imaginative sympathy），来了解其邻居的历史，无论这个邻居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棕种人。所以他撰述此书时尽可能使一般读者能有一种同情式观点（sympathetic point of view）(71)。这里所谓想象式同情、同情式观点，与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颇为相似。两人相知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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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是牛津聘用寅恪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牛津和寅恪两方之间的主要接洽人。他对寅恪十分推重，他在1942年出版的《大学》与《中庸》序言中，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将此书献给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来的本校中文教授陈寅恪，我将获得最大的满意”，他很叹惜因为战争条件的限制，阻止了寅恪前往牛津，也因而剥夺了他从寅恪那儿获得教正的机会(72)。不仅如此，他还是推动英国学术院最终给予寅恪通讯院士荣誉之发起者，这主要因为他是古典学家Dodds的好友。提名寅恪的人，我认为最主要便是修中诚在牛津大学的好友Dodds。Dodds当时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2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才51岁；汤因比（Toynbee）当时任职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入选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55岁；而库克1933年入选学术院院士，1938年从剑桥大学退休，推荐寅恪时他71岁。不过，他退休之前是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ebrew）。因这一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由英国国王任命，是谓钦定，只设立在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都柏林等大学，地位非常崇高。Dodds和汤因比当时正当盛年，库克则是老前辈。牛津、剑桥两校的两位钦定讲座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为寅恪背书，确实非常惊人。其中Dodds和汤因比都去过中国。下面我要利用Dodds的自传、《英国学术院院刊》以及其他材料，重点讲讲Dodds如何因为种种因缘推举寅恪入选通讯院士，以及Dodds与汤因比和库克等人以何因缘一起参与这一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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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三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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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寅恪先生是比较早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这里列出一些中国学者可能较熟悉的汉学、东方学、历史学入选者及其入选年份，可帮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学术界有所了解：兰曼（1930）、伯希和（1931）、克罗齐（1935）、高楠顺次郎（1936）、米诺尔斯基（1943）、潘诺夫斯基（1955）、图齐（1959）、布罗代尔（1962）、列维-斯特劳斯（1966）、高本汉（1968）、戴密微（1969）、王浩（1970）、辻直四郎（1971）、赵元任（1973）、夏鼐（1974）、郑德坤（1985）。这些人有些是寅恪的老师、前辈，也有些是同事和学生，其中两位是考古学家，即夏鼐和郑德坤。其他一些是对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高楠、克罗齐、潘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目前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中国人文学者是李学勤和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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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坊间出版物对寅恪被提名和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一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我曾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的张小贵博士和英国学术院联络，从该院电子邮件中所获答案并不比陈氏三姐妹书中提供的信息更多。最近我读一些有关寅恪与海外学术界相关的西文材料，注意到Dodds经历之复杂(73)，非同小可，发现还颇有些新信息可以发掘出来，丰富我们对当时学术史背景的认识。近代我国学人的域外活动和荣誉常常在当代通过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老一代留洋回国常常比较谦虚，新一代留洋回国则多有夸大之辞，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常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通过域外胡语文献与我国学林掌故相互参证，以这种二重证据法清理其细节，达到所谓well-documented的程度，方可使我们对近代史认识更加清晰、精确、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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