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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79)。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寅恪先生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语境非常有帮助。他的回忆录说他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发起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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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1885—1978）。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协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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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中文的四声让他倍受困扰。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他也读过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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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43年3月到达中国，8月回到伦敦。虽然他在中国只有十三周，途中却旅行了三大洲，整个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从利物浦随一支船队出发，其所坐船只两侧围绕许多驱逐舰，途中屡屡响起躲避德国潜艇的警报。船队首先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巴西的伯南布哥，又折返过来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德班。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途经科隆坡，然后转往印度新德里。最后从加尔各答经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往昆明。他在昆明受到修中诚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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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礼第一次到中国，对昆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电灯而没有教皇的中世纪城市(81)，街上有很多小商贩贩卖特产，还有很多专门替人写信的代笔人、算命先生、说书人。他在昆明遇到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住在低矮的盒子般房子里，却积极和他讨论艾略特、文献考据、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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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陶育礼被联大安排住在一间美国空军住的当地旅馆，略微舒适一些。但当他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环境时，认为自己旅行一万五千英里远道而来应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于是他和修中诚也住进了联大教授的宿舍。这位牛津的讲座教授平生第一次在室外做讲演，题为《英国教育的传统与实验》(82)。在修中诚陪同下，他也面向不同规模的听众做了一些其他演讲。后来他离开修中诚前往重庆，整个行程主要由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1903—1991）和英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浦乐道（John Blofeld，1913—1987）安排(83)，同时获得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他在这里不断和国民政府的政客和教育、文化、学术官员会面，其中也包括蒋介石。在和蒋进餐过程中，他恰好被安排坐在其邻位，因而对这位总裁有近距离接触，不过他对总裁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不像独裁者，倒像一位诗人。之后他也与西摩一道秘密拜访了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译员帮助下，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比如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看来英国外交人员深知重庆国民政府之腐败和羸弱，并不能完全信任，遂有国共两边下注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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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途经贵州去了广西桂林，发现桂林人比成都人更爱微笑。这一趟可是非常辛苦，途中坐汽车大约四五个小时，坐火车约二十四小时，可见途中不断停车。不过，回忆录十分简略，陶育礼没有提到他在桂林具体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着实令人遗憾(84)。后来他重返昆明，再次通过驼峰航线到加尔各答，从那里坐飞机到开罗，在游历开罗时不幸摔伤而不得不住院三周，略微康复后即飞往里斯本，从里斯本途经英国空军兵站飞往伦敦。1943年8月6日，他安全返回英国。李约瑟和陶育礼的中国之行促进了中英之间的学术交流，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堂、沈有鼎、洪谦等人赴英讲学。寅恪亦赴英治疗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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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1943年7月时寅恪还在桂林，而陶育礼当时也的确到了桂林，很可能在桂林见到了寅恪。我想，要是能回到现场聆听他和寅恪的谈话那就最有意思不过了。可惜目前的资料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陶育礼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在英国的陶夫人，如果他在桂林也写了信，那么也许这些信能给我们一些他在桂林活动的线索。希望这些信还保存在牛津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以后或许有机会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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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因为陶育礼乃是修中诚的好友，所以大概他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建议分不开。修中诚彼时正担任牛津汉学高级讲师，也是牛津方面主持聘用寅恪做汉学教授的主要联络人。他中文不错，所以对寅恪的学术文章也较为了解。他汉学上的兴趣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也正因为这一背景，大概他介绍陶育礼选择三篇中文文章作为陈寅恪的代表作，这三篇文章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正好是修中诚的兴趣所在。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对寅恪学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寅恪的主要论著以中文发表，而且这些中文论著并不容易读懂。寅恪之所以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大力推荐和介绍分不开，也是他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之后水到渠成的额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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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中诚在194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外国学者要留意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即重视六朝史的重要性(85)。在注释中他列出了四位在他看来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其中第一位是寅恪，紧随其后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和罗根泽。他当时将寅恪的名字写成Ch’en（Tschen）Yin-ch’iao，显然他将“恪”读成“que”了(86)。我想，以这四个人作为当时中国六朝史的代表人物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寅恪和汤用彤改变学界对六朝史的认知贡献极大这一点似不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看来，陶育礼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三篇代表作时肯定得到过修中诚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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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汤因比和库克与陶育礼的关系。先说汤因比和陶育礼。汤因比在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以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知名，而实际上他算是一位游走于政、学两届的学者型政治人物。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上的讣告(87)，他有点家学渊源，他母亲曾在剑桥学习英国史，这在那个女性受歧视的年代极为罕见。他青少年时对古典学十分钟情，熟读希腊、拉丁文文学。1907年他拿到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得到游学机会流连于南欧希腊罗马古迹。回来后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1912—1915年研究员，但1915年他放弃了牛津的工作，成为当时英国学术院院长布莱思爵士的助手，研究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随后几年他陆续发表关于土耳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因为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1918年5月他被招入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并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4月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回来之后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希腊、拜占庭语言、文学、历史讲座教授。但1924年他再次离开学术界，进入设于伦敦（Chatham House）的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间，他经过波斯湾访问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88)，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虽然到过上海、奉天、北京、南京等地，仅提及曾走访东北大学，未提及是否与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教授有所接触。此后致力于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此书的陆续出版为他赢得许多声誉，其中包括1937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39年他出任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局长(89)，1943年改称外交部研究局局长。这些年虽然他在学术上、政治上非常成功，但家庭生活一塌糊涂。他1913年与罗莎琳德（Rosalind Murray，1890—1967）结婚，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子，但长子（Anthony Harry Toynbee，1914—1939）1939年自杀身亡(90)，随后1942年他与妻子分居，1946年以离婚收场。他当年九月便和多年来的助手薇罗妮卡（Veronica Boulter）再婚。新妻子全力支持他的事业，使他大感宽慰。他的行事先叙述到此告一段落，有两件事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值得注意。一是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较为关注，也到过中国；二是他第一任妻子是罗莎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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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七 1969年的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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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他太太很重要呢？罗莎琳德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穆雷，这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古典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穆雷1908—1936年在牛津任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退休之前，因为他在业内的声誉和影响，牛津大学委托他推荐接班人。当时牛津校内多名希腊文学者对他退休后将腾出的讲座教授位子虎视眈眈，但他力排众议，选定他以前的学生、当时在伯明翰大学任职的陶育礼作他的接班人(91)，因为陶育礼当时以出版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普洛克鲁斯的著作而声名远播。陶育礼早在学生时代便受到穆雷的优待，曾被邀请到穆雷府上参加社交性的周六午餐会。尽管陶育礼在伯明翰大学日子过得很惬意，但他不好意思拂却恩师穆雷的推荐，很勉强地接受了牛津的位子，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1960年退休。陶育礼在牛津期间，和汤因比也有一些业务往来。1940年汤因比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的活动，特别是战后的研究计划。陶育礼答应了他的请求，着手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完成《麦克米兰战争手册》以及《德国各大学与政治的关系纪要》两篇文献(92)。后来他一直和外交部研究局保持合作关系，这正是他得以1943年去中国一趟的政治基础。他在昆明期间也作了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想必基于他1940年的研究。这么说来，陶育礼受汤因比委托研究德国大学教育、陶育礼去中国、陶育礼是穆雷的弟子、穆雷是汤因比的岳父、陶育礼与汤因比联名推举寅恪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想，他找汤因比一起推举寅恪肯定考虑了汤因比和他长期合作以及汤因比是穆雷女婿这个因素。因为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汤因比和陶育礼应该勉强算师兄弟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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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八 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收藏的穆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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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穆雷，因为他整个家族很重要，且和中国略有一点瓜葛，主要是他孙女是中国艺术史家。他出生于悉尼，父亲是新南威尔士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877年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后来拿到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受古典学教育。他曾在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教授，之后回到牛津，撰写了大量戏剧和政治作品，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成为好友。1908年他被牛津聘为讲座教授，翻译了大量希腊戏剧。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支持英格兰自由党。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和好友哲学家罗素决裂。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爵士，他在1912年也封爵，但他拒绝接受。他也和剑桥女希腊学家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等人也是好友(93)。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6月以前曾短期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流亡，当时穆雷也是这个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故而也曾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94)。之后，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新泽西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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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九 1957年《英国学术院院刊》43卷Plate XVII，穆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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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家名人辈出。他的次子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不幸英年早逝。孙女安·帕鲁丹（Ann Paludan）是中国学专家，出版了多本建筑史著作，丈夫是丹麦驻华大使，他们夫妇曾在1972—1976年常住北京。安的儿子琼斯（Mark Jones）曾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现任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长，也受封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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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但父亲却极为热爱音乐和科学。不过，库克从小即对人文更感兴趣，学了很多语言，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他189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获得很多奖学金，1895年毕业，但1896年未能通过大英博物馆的考试，进馆工作的希望破灭。此后他为《圣经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七年，有机会接触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著作。之后1904—1932年他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讲师，1902—1932年他也参与编辑《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季刊》，中间还参与编辑《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1910—1911），亦参与编辑《剑桥古代史》（1923—1927）(95)，1925年被选为英国《旧约》学会会长，1931年被选为美国圣经学会荣誉会员，1932年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他是这一位置历史上第一位身份为非教士的学者，但他只做了6年便于1938年退休，同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之前在1937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时，陶育礼正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肯定参与了库克获得这一荣誉的甄选工作。库克的学术生涯以1910年为分界线，前期专注于传统闪米特语言、铭文、历史，以及旧约文献学与考古学，也包括一些对叙利亚文献和景教的研究。他后期转向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他被认为是语言学家、铭文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96)，他能驾驭这样广博的学术领域可能便是他被陶育礼拉去推举陈寅恪的缘由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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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修中诚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成员1943年3—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他在桂林很可能也见到了寅恪。他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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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很快他又于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寅恪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治疗眼疾，两次动手术，仍未治好，寅恪感叹“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不得不辞去牛津教职绕道美国回国。1946年4月16日船到纽约，胡适托全汉升送信告知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亦无办法，故寅恪未上岸。19日赵元任夫妇、周一良、杨联陞登船探望(97)。胡适原本要一同去，因故未能前往。5月底返回上海。8月初，家人自川赴沪，一家团聚。10月26日全家返回北平，入住清华新林院52号。这之后在1947年4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其地址即为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目前有关寅恪的出版物似乎尚未提及这一荣誉，值得略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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