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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乃在他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二者之间可能还是有点联系。陶育礼从中国回来之后，1945年初他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士嘉堡稀有语种教育协会（Scarborough Commission on the Teaching of Rare Languages）的联合邀请，赴美考察美国中文教学新模式。他首先到达纽约，之后访问了当时北美主要的远东研究中心，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多伦多、西雅图、伯克利、斯坦福、博尔德、芝加哥、安娜堡，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他提名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寅恪先生。北美汉学界可能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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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寅恪同时入选的其他两位学者包括法国的雷克勒克和苏俄的塔尔勒都是历史学家，寅恪当然也应是被英国学术院视作历史学家。修中诚明确说他对六朝史有着卓著贡献(98)。而美国东方学会选寅恪也是因为他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可见当时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他是卓越之历史学家，而非传统上欧美学界所说的东方学家(99)。寅恪实际上在1931年后已将治学重点转移到禹域之内的中古史上，而逐渐放弃论述“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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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外国荣誉会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可确定。根据1947年6—9月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7卷3期发表的“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通讯，美国东方学会于1947年4月15、16、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157届年会，共有115人参加，会址分散在四个地点，包括华盛顿宾馆、弗利尔美术馆、合众国博物馆、维拉德宾馆。当时会长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亦作傅路特）。东方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时间是4月15日周二上午10点至12点半，讨论了有关会员、财政等问题 (100)，这些我们这里不去细说，只说和陈寅恪有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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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会秘书斯蒂芬斯（Ferris J．Stephens）在工作会议上报告了三名外籍荣誉会员已经去世。这三位已逝荣誉会员都是德国学者，即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达尔曼（Gustaf Dalman，1855—1941），印度—伊朗学家盖革尔(101)、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102)。之后秘书给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推荐，提请学会选举新一届荣誉会员。当时的荣誉会员委员会主席为印度学家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1885—1963）。爱哲顿随即提出了一份包括十三位候选人的名单，并附上了这些候选人的专长领域，但没有提供国籍，现在我将他们当时的国籍附录于后，并补充两位入选英国学术院学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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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Jules Bloch，1880—1953），Sanskirist，Dravidianist 法国印度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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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1890—1977），Specialist in modern Indo-Aryan languages 印度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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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Yin-k’o Ch’en，1944年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中国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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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隆纳（Albert Debrunner，1884—1958），Sanskritist and Indo-Europeanist 瑞士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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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Alexéiev，1881—1951），Sinologist 苏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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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Sinologist 荷兰汉学家(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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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阿德（Köprülüzade Mehmed Fuad，1890—1966），Turkish philologian and Historian 土耳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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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愣尼希谢夫（Wladimir Golénishcheff，1856—1947），Egypto-logist 苏俄埃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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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西尼翁（Louis Massignon，1883—1962），Arabist 法国阿拉伯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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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德森（Johannes Pedersen，1883—1977），Arabist and Hebraist 丹麦东方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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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努（Louis Renou，1896—1966），Indologist 法国印度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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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克维斯特（Knut Tallqvist，1869—1945），Assyriologist 芬兰亚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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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R．L．Turner，1888—1983，1942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院士），General Indic linguist 英国印度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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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全部提名人均获大会投票通过，当选为荣誉会员(104)。这一荣誉会员是永久性的。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欧洲学者为主，的确反映了当时欧洲东方学繁荣的局面。苏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应该是叶理绥推举的。他四月才当选荣誉会员，六月出版的叶理绥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就刊出了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的《作为中国文学史家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文，全面介绍此人的汉学成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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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寅恪被提名，我们应关注一下当时东方学会的整体情况。美国东方学会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当时1946—1947届会长是傅路特，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副会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家本德尔（Harold Bender）。这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上面提及的傅路特、本德尔、斯蒂芬斯、哈里斯（Z．S．Harris ）、威廉·F·爱哲顿（William F．Edgerton）、叶理绥（S．Elisseeff，1947年届满）、威尔逊（J．A．Wilson，1948年届满）、布朗（W．N．Brown，1949年届满），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威廉·F·爱哲顿担任执行委员，此人是埃及学家，是上文提到的耶鲁印度学家爱哲顿的胞弟。当时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Committee on Nominations）包括以下诸人：卡麦隆（George Glenn Cameron，主席，1947年届满）、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47年届满）、爱哲顿（Franklin Egerton，1947年届满）、尔文（William A．Irwin，1948年届满）、克拉克（Walter A．Clark，1948年届满）、汉密尔顿（Clarence H．Hamilton，1948年届满）。其中卡麦隆是伊朗和伊斯兰学家；卜弼德是汉学家，尤其注重北方民族史；爱哲顿是印度学家，1928年曾任东方学会会长，后来又长期担任东方学会司库，负责财政工作；克拉克是哈佛的印度学家，周一良的梵文老师，邀请钢和泰到哈佛任教的人；尔文是旧约学家；汉密尔顿是佛教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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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不会陌生。哈佛系统的叶理绥和克拉克当对寅恪较为熟悉一些。比如叶理绥，当时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和魏鲁南（James R．Ware）一起主编《哈佛亚洲学报》(106)。《哈佛亚洲学报》上当时屡屡出现寅恪大名。比如1936年该刊创刊号也是伍兹教授纪念专号刊出了魏鲁南翻译的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1938年4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发表于此刊第三卷第一期。这两篇文章都是魏鲁南翻译的，但其实都算是纪念文章。第一篇发表于伍兹纪念专号，伍兹是寅恪、俞大维等人在哈佛念书时的老师，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主要推手。第二篇发表于钢和泰纪念专号。寅恪与伍兹和钢和泰分别有一些交游，故为二人纪念专号贡献其大作，由魏鲁南英译刊出。1936年的《哈佛亚洲学报》伍兹纪念专号还发表了赵元任、汤用彤、姉崎正治(107)、服部宇之吉、叶理绥、爱哲顿、瓦雷普散、钢和泰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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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 1913—1915年在哈佛任访问教授的姉崎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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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罗佩随即在1938年出版的《日本学志》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书评(108)，评论钢和泰纪念专号，第一篇评论的文章便是寅恪的大作，他首先说中文和英文论文体例不同，抱怨魏鲁南忽略了一些注释。同时补充了一些他自己收集的材料，他发现《顺宗实录》存在四个版本，其中两个比较零碎地保留了一点片断，即1794年的《龙威祕书》和1792年的《唐人说荟》，第三个版本是清人胡珽所藏本，但仍不完整。而陈寅恪用的版本是比较完整的《四部丛刊》重印的宋版。1936、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也附录了一些中文期刊的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其中寅恪有多篇论文列入。随后1945年、1946年周一良、杨联陞分别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其博士论文，也都提及寅恪。再比如克拉克，这是兰曼在哈佛的印度学接班人，钢和泰在哈佛的接待人，周一良的老师，应该对寅恪不会陌生。卜弼德专攻中古民族史，应该也对寅恪的学术有所了解。总之这一届美国东方学会的头面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并不算陌生。寅恪的专业列出中国历史与文学，可能和当时学人的普遍认识有关。甚至当年11月份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也将寅恪的主要领域列为唐代历史与文学(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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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41年时，叶理绥和魏鲁南曾组织了一个类似《牛津英文大辞典》的汉语辞典项目，从耶鲁请来了赵元任参与这个计划，该计划名义上由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领衔，但实际负责人是魏鲁南，参与者还包括俄国学者柏烈伟（Serge A．Polevoy，1886—1971）。赵元任对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主要依赖《佩文韵府》之类的二手资料，而非一手文献(110)。但显然叶理绥、魏鲁南等人和寅恪的好友赵元任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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