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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全部提名人均获大会投票通过，当选为荣誉会员(104)。这一荣誉会员是永久性的。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欧洲学者为主，的确反映了当时欧洲东方学繁荣的局面。苏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应该是叶理绥推举的。他四月才当选荣誉会员，六月出版的叶理绥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就刊出了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的《作为中国文学史家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文，全面介绍此人的汉学成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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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寅恪被提名，我们应关注一下当时东方学会的整体情况。美国东方学会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当时1946—1947届会长是傅路特，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副会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家本德尔（Harold Bender）。这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上面提及的傅路特、本德尔、斯蒂芬斯、哈里斯（Z．S．Harris ）、威廉·F·爱哲顿（William F．Edgerton）、叶理绥（S．Elisseeff，1947年届满）、威尔逊（J．A．Wilson，1948年届满）、布朗（W．N．Brown，1949年届满），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威廉·F·爱哲顿担任执行委员，此人是埃及学家，是上文提到的耶鲁印度学家爱哲顿的胞弟。当时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Committee on Nominations）包括以下诸人：卡麦隆（George Glenn Cameron，主席，1947年届满）、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47年届满）、爱哲顿（Franklin Egerton，1947年届满）、尔文（William A．Irwin，1948年届满）、克拉克（Walter A．Clark，1948年届满）、汉密尔顿（Clarence H．Hamilton，1948年届满）。其中卡麦隆是伊朗和伊斯兰学家；卜弼德是汉学家，尤其注重北方民族史；爱哲顿是印度学家，1928年曾任东方学会会长，后来又长期担任东方学会司库，负责财政工作；克拉克是哈佛的印度学家，周一良的梵文老师，邀请钢和泰到哈佛任教的人；尔文是旧约学家；汉密尔顿是佛教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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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不会陌生。哈佛系统的叶理绥和克拉克当对寅恪较为熟悉一些。比如叶理绥，当时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和魏鲁南（James R．Ware）一起主编《哈佛亚洲学报》(106)。《哈佛亚洲学报》上当时屡屡出现寅恪大名。比如1936年该刊创刊号也是伍兹教授纪念专号刊出了魏鲁南翻译的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1938年4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发表于此刊第三卷第一期。这两篇文章都是魏鲁南翻译的，但其实都算是纪念文章。第一篇发表于伍兹纪念专号，伍兹是寅恪、俞大维等人在哈佛念书时的老师，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主要推手。第二篇发表于钢和泰纪念专号。寅恪与伍兹和钢和泰分别有一些交游，故为二人纪念专号贡献其大作，由魏鲁南英译刊出。1936年的《哈佛亚洲学报》伍兹纪念专号还发表了赵元任、汤用彤、姉崎正治(107)、服部宇之吉、叶理绥、爱哲顿、瓦雷普散、钢和泰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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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 1913—1915年在哈佛任访问教授的姉崎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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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罗佩随即在1938年出版的《日本学志》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书评(108)，评论钢和泰纪念专号，第一篇评论的文章便是寅恪的大作，他首先说中文和英文论文体例不同，抱怨魏鲁南忽略了一些注释。同时补充了一些他自己收集的材料，他发现《顺宗实录》存在四个版本，其中两个比较零碎地保留了一点片断，即1794年的《龙威祕书》和1792年的《唐人说荟》，第三个版本是清人胡珽所藏本，但仍不完整。而陈寅恪用的版本是比较完整的《四部丛刊》重印的宋版。1936、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也附录了一些中文期刊的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其中寅恪有多篇论文列入。随后1945年、1946年周一良、杨联陞分别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其博士论文，也都提及寅恪。再比如克拉克，这是兰曼在哈佛的印度学接班人，钢和泰在哈佛的接待人，周一良的老师，应该对寅恪不会陌生。卜弼德专攻中古民族史，应该也对寅恪的学术有所了解。总之这一届美国东方学会的头面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并不算陌生。寅恪的专业列出中国历史与文学，可能和当时学人的普遍认识有关。甚至当年11月份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也将寅恪的主要领域列为唐代历史与文学(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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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41年时，叶理绥和魏鲁南曾组织了一个类似《牛津英文大辞典》的汉语辞典项目，从耶鲁请来了赵元任参与这个计划，该计划名义上由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领衔，但实际负责人是魏鲁南，参与者还包括俄国学者柏烈伟（Serge A．Polevoy，1886—1971）。赵元任对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主要依赖《佩文韵府》之类的二手资料，而非一手文献(110)。但显然叶理绥、魏鲁南等人和寅恪的好友赵元任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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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寅恪的提名人爱哲顿值得注意，他当时在耶鲁任教，是混合梵文（Hybrid Sanskrit）研究的主要学者，著作等身，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印度学著作、译著和辞典，最有影响的著作比如《佛教混合梵文文法及辞典》，以及英译《薄伽梵歌》、《五卷书》等。他和寅恪似乎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和寅恪的好友赵元任则相当熟络。他是赵元任的东方学和语言学同行，前者1928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34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赵元任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爱哲顿和上文中的哈里斯也是美国语言学会的活跃人物，他们和赵元任、魏鲁南一起都参加了1944年12月29—3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语言学会第十九届大会，赵元任和爱哲顿均列名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选出赵元任担任新一届即1945年会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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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一 爱哲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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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顿在1947年提名寅恪入选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多少对寅恪有所了解，很可能和赵元任进行过交流和讨论。即使难以判断赵元任是否在推动爱哲顿提名寅恪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他提供了许多有关寅恪学术成就的信息。爱哲顿大概没看过寅恪早年发表的有关梵文和佛教的中文文章，所列寅恪的专业也限于历史和文学，实际属于当时美国学者所认知的汉学范围，似不关心其早年的东方学论著。但他肯定看过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因为1936年他论佛教混合梵文的文章和寅恪的这篇文章同时登在《哈佛亚洲学报》的伍兹纪念专号(112)。实际上，早在193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即有学者介绍北京明清档案出版情况，其中列出寅恪作为当时知名历史学家，列名编辑委员会(113)。由此可见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界还算注意，也有一点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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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会长傅路特大概也非常支持寅恪入选。傅路特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历史与文化通史课程闻名，其所著《中国人简史》一书初版于1943年，此后一再修订出版，影响甚大。此书引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成果，如冯友兰、李济、林语堂、冀朝鼎、费孝通、胡适、陈翰笙等。也引用了当时许多汉学家的著作，如夏德、戴闻达、劳费尔、拉铁摩尔、翟理斯等。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这部短小的通史在中古部分，竟也利用了相当多的考古新发现，斯坦因的《在中亚古道上》赫然在列。当时因为是通史课，面向美国本科生，列举的著作大多是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像伯希和、沙畹等大家的著作似很难被列入。不过，1941年纽约中美协进会出版了傅路特所教《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讲义修订本，更可反映他的敏锐，教授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甚至物质成就、音乐、戏剧、园林、数学，居然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内容，引用书目也相当广泛，梁思永、陈梦家、齐思和、陈荣捷、周一良、杨联陞、胡适、熊式一、钱钟书等自然不必说，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何都、高延、高本汉、戴闻达、穆尔、翟林奈、傅吾康、佐伯好郎、藤田丰八、林仰山、崔骥等欧洲、日本名家的著作也在其中。不过，这些材料中未见寅恪大名。这主要因为寅恪大部分作品以中文发表，故难以用来作为学生读物。寅恪当选后，傅路特开始注意寅恪的著作，在其著述中开始引用寅恪。比如他在1949年与瞿同祖合写《隋文帝宫廷中的胡乐》一文，引用了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14)；他在1954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4卷4期上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撰写书评时引了寅恪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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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多年来第4期的年会会议通讯均记载了荣誉会员的信息，比如1949年出版的69卷4期247页记录寅恪为荣誉会员，地址为中国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入选年份为1947年；同页还记录有姉崎正治，1934年入选。1951年71卷4期289页记寅恪和戴闻达同一年入选为荣誉会员，高本汉1941年入选。1959年79卷4期记董作宾1952年入选；魏礼（Arthur Waley）1955年入选；于阗文大师贝利（Harold Walter Bailey，1899—1996）1955年入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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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1年91卷4期登载了1971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通讯，其中574页记录了两位荣誉会员去世的消息，勒努和寅恪。寅恪实际去世于1969年10月7日，故1969年12月出版的第4期会刊不可能登载其去世的消息。当时信息传递缓慢，1970年4月东方学会开会时也尚未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故此1970年的会刊也没有登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971年年会他去世的消息才被通报给东方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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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通报了寅恪老师吕德斯去世的消息，同时将寅恪选为荣誉会员，虽然寅恪当时的专业列出历史和文学，如果寅恪在场的话，也许会有点薪火相传的感受。可惜寅恪不在现场。和他同时被选为荣誉会员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当时则正在现场。戴闻达当时担任荷兰莱顿汉学教授，但正处于学术休假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6年寅恪无奈离开英国之后，牛津曾邀请戴闻达担任其汉学教授，但戴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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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闻达在美国东部地区逗留期间积极参与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活动。据1946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6卷4期328页记载，美国东方学会于1946年4月24—26日在纽约举行156届大会，由哥伦比亚大学作东道主，当时共有112人参加，注册与会人员包括戴闻达、费耐生（Richard N．Frye，周一良在哈佛的室友）等人。根据会议通讯，可知1946年4月24日周三上午10点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哈克尼斯学术剧院开工作会议，选出汉学家傅路特为会长。周四，即4月25日下午2点一刻大会举行第四场，而C组是远东组，在哥伦比亚大学南堂522房间举行会议，主席为傅路特。当晚7点与会者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参加晚宴，122名与会人员全部参加。晚宴之后，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的戴闻达发表演讲，题为《一位汉学家的几点想法》（Reflections of a Sinologue）。而当时杨联陞参加了26日周五上午9点半远东组的讨论，发表题为“二十四史书名的一个理论”的会议论文(116)，但他未出现在注册名单中，也许是来晚了，未提前注册。1947年东方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的157届年会戴闻达也注册参加了，杨联陞缺席，在这次大会上寅恪和戴闻达均被选为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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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二 从左至右：何四维、戴闻达、芮玛丽，此为1949年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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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可以肯定的是，1947年4月15日上午10点至12点半之间，美国东方学会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大会，首先进行了工作会议，讨论学会的财政、管理等问题。大致在工作会议后半部分，即11点至12点半之间，由爱哲顿提名，在会长傅路特以及其他执行委员以及大会成员投票支持下，寅恪先生被选为荣誉会员。爱哲顿对寅恪的了解恐怕很多信息来自他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同行好友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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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根据1947年5月15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该会在伦敦安妮女王街（Queen Anne Street）56号举行第125届年会，选出了1946年度九位荣誉会员，其中也包括寅恪。根据1947年12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17)，这九位成员包括印度学者贝尔瓦卡尔（Shripad K．Belvalkar，1881—1967），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邦旺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118)，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F．Edgerton），奥地利学者海涅-戈尔登男爵（R．Heine-Geldern，1885—1968）(119)，苏俄学者卡拉奇科夫斯基（I．Y．Krachkovsky，1883—1951）(120)，挪威印度—伊朗学家摩根斯提尔讷（G．Morgenstierne，1892—1978），法国东方学家维特（Gaston Wiet，1887—1971）(121)，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Ch’en Ying K’io），印度学者洛伊（Bimala Churn Law，1892—1969）(122)。从这个会议报告来看，并不清楚具体是谁提名寅恪，但显然他获选为荣誉会员与早先他入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联。同时，也可能因为他被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而入选为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那时候皇家历史学会还不太了解东方史，其会员主要是欧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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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报告中，寅恪的名字写得很奇怪，大概是写错了；后来的会刊则写成Ch’en Ying-k’o，也成问题；应该是Ch’en Yin-k’o才准确。会刊将他的地址写成南京，单位是中研院史语所，这个地址一直就没变过，1970年出版的会刊还列着这个地址。1973年第2期会刊通报了寅恪去世的消息，该会刊登载的是1973年5月10日亚洲学会年会总结1972年度工作的消息，应该1972年学会大概便知道了寅恪去世的消息，但遗憾的是当时无人给寅恪在会刊上写一篇讣告(123)。这一届荣誉会员中还包括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促成美国东方学会选举寅恪为荣誉会员的学者，两人颇有些缘分。这次会议也选出于阗文大师贝利为副会长，当时会长是蓝丽伯爵(124)。很多知名东方学家都曾获选为该会荣誉会员，这里举出中国读者熟悉的若干学者为例，汉学家高本汉（1929）、汉学家戴密微（1948）、印度学家勒努（1948）、日本学家叶理绥（1955）、佛教学家瓦尔德施密特（1958）、藏学家李盖提（1967）、突厥—回鹘学家葛玛丽（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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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叙述，可知寅恪1944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7年入选1946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入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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