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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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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陈寅恪：《寒柳堂集》，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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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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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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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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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按寅恪1942年6月19日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傅斯年的信，他们全家于1942年6月18日由香港逃亡到桂林。见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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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见Arthur Wright，“Ernest Richard Hughes，1863-1956，”JAS，Vol．16，No．2（Feb.，1957），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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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R．Hughes，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The Pineer Histories，edited by V．T．Harlow and J．A．Williamson，London：Adam & Charles Black，1937，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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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见E．R．Hughes，The Great Learning and Mean-in-action：Newly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London：J．M．Dent and Sons，1942，p．vi．他在序言中也感谢了王维诚（1904—1964，1937—1939年任牛津大学Spalding Lecture in Chinese）和顾颉刚。此书书稿完成于1940年12月，但1941年初他从好友萧乾那获知朱谦之已出版一本《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年7月7日出版），当即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一本，但该书1942年2月3日才到达他手中，而他一周之后即赶往中国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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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其讣告见Donald Russell，“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PBA，Vol．67，1981，pp．35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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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Hugh Lloyd-Jones，“E．R．Dodds，”Gnomon Vol．52，No．1（1980），pp．78-83．实际上陶育礼的个人回忆录有更详细的有关其生平的介绍。他父母都上过大学，但父亲是个酒鬼，在他幼年时便死去。他算是个早慧儿童，五岁已能自己读书，十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和他老师穆雷都算是爱尔兰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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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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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陶育礼的书信未能见到，但李约瑟的书信已译成中文，收入《李约瑟游记》，14～4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943年2月26日李约瑟因被玛格丽特·米德询问而在昆明总领馆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对刚进入中国三十六小时的观感。在昆明李约瑟也得到正式的文件，被授予北平研究院通信研究员之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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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The Work of the British Council 6：Intial Activity in China，”Great Britain and the East，Vol．60，1943，August 21st，p．22；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Science Outpost：Papers，1942-1946，London：Pilot Press，1948，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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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British Academy ed.，PBA，Vol．30，1944，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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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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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ric 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reprinted in 2000，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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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和日本相比，在电气发展方面可能确实相对落后。汤因比1929年10月去日本开会时，从神户坐火车到京都，发现沿途整个神户、大阪、京都地区的电灯亮成一片，而奈良则是个乡村小镇；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p．173；后来他又到了奉天，则相比较现代化，他在高野山参观时，英文翻译是个军校士官生出身的日本人，他后来转向学习古藏文，给高野山图书馆掌管藏文图书，但此人并无意和汤因比讨论大乘佛教；见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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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陶育礼的回忆录没有提供演讲的细节，而李约瑟在1943年3月1日的信中则提到他在西南联大演讲前，听众唱了三民主义的歌，并向装饰着中国国旗的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见《李约瑟游记》，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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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940年杭立武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研究成就，在人文学部分列出了胡适和陈寅恪，认为他们在史学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批判地研究国故，见Han Lih-wu，“Research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1939，November，1940，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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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相比之下，李约瑟则留下了详细的书信，至少我们知道他1943年6月初访问了史语所，见到了所长傅斯年和其他学者，他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见《李约瑟游记》，36页。12月中旬，他又会见了俞大维，他们以德语交谈，讨论谁是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李约瑟认为兵工署是当时除了国立资源委员会之外管理最佳的组织。1944年9月12日他在云南喜州见到了时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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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64．此文系1949年的学术会议论文，但1951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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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bid.，p．72．实际上赵元任也说他一直叫寅恪是Yin-ch’iao，日记里记成Y．C．Chen，后来1924年8月27日在德国看到寅恪自己的拼法，才改称Yinko Tschen；见赵元任：《忆寅恪》，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太多争论，作为江西人，我想说在江西方言里，事实上“的确”的“确”字念法就类似于“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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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illiam H．McNeill，“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PBA，Vol．63，1977，pp．44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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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此书原本书名为Things Which are Seen，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名已经被其他书用过了，故而加上前面的A Journey to China，而全书实际记录了他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这段时间从伦敦到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的旅程，中国部分仅占全书很小的篇幅，其中两章是土耳其和中国对比以及日本和中国对比。他去日本之前短暂路过香港九龙和上海，开完会之后离开日本从朝鲜半岛再次进入中国，先到奉天，后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中文的简单介绍见秋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国际文化版。但此书信息很丰富，值得仔细研究。192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扶轮社的会议，也应邀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进餐；见Arnold J．Toynbee，Acquain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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