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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Hugh Lloyd-Jones，“E．R．Dodds，”Gnomon Vol．52，No．1（1980），pp．78-83．实际上陶育礼的个人回忆录有更详细的有关其生平的介绍。他父母都上过大学，但父亲是个酒鬼，在他幼年时便死去。他算是个早慧儿童，五岁已能自己读书，十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和他老师穆雷都算是爱尔兰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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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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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陶育礼的书信未能见到，但李约瑟的书信已译成中文，收入《李约瑟游记》，14～4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943年2月26日李约瑟因被玛格丽特·米德询问而在昆明总领馆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对刚进入中国三十六小时的观感。在昆明李约瑟也得到正式的文件，被授予北平研究院通信研究员之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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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The Work of the British Council 6：Intial Activity in China，”Great Britain and the East，Vol．60，1943，August 21st，p．22；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Science Outpost：Papers，1942-1946，London：Pilot Press，1948，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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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British Academy ed.，PBA，Vol．30，1944，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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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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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ric 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reprinted in 2000，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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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和日本相比，在电气发展方面可能确实相对落后。汤因比1929年10月去日本开会时，从神户坐火车到京都，发现沿途整个神户、大阪、京都地区的电灯亮成一片，而奈良则是个乡村小镇；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p．173；后来他又到了奉天，则相比较现代化，他在高野山参观时，英文翻译是个军校士官生出身的日本人，他后来转向学习古藏文，给高野山图书馆掌管藏文图书，但此人并无意和汤因比讨论大乘佛教；见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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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陶育礼的回忆录没有提供演讲的细节，而李约瑟在1943年3月1日的信中则提到他在西南联大演讲前，听众唱了三民主义的歌，并向装饰着中国国旗的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见《李约瑟游记》，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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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940年杭立武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研究成就，在人文学部分列出了胡适和陈寅恪，认为他们在史学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批判地研究国故，见Han Lih-wu，“Research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1939，November，1940，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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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相比之下，李约瑟则留下了详细的书信，至少我们知道他1943年6月初访问了史语所，见到了所长傅斯年和其他学者，他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见《李约瑟游记》，36页。12月中旬，他又会见了俞大维，他们以德语交谈，讨论谁是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李约瑟认为兵工署是当时除了国立资源委员会之外管理最佳的组织。1944年9月12日他在云南喜州见到了时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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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64．此文系1949年的学术会议论文，但1951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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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bid.，p．72．实际上赵元任也说他一直叫寅恪是Yin-ch’iao，日记里记成Y．C．Chen，后来1924年8月27日在德国看到寅恪自己的拼法，才改称Yinko Tschen；见赵元任：《忆寅恪》，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太多争论，作为江西人，我想说在江西方言里，事实上“的确”的“确”字念法就类似于“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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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illiam H．McNeill，“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PBA，Vol．63，1977，pp．44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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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此书原本书名为Things Which are Seen，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名已经被其他书用过了，故而加上前面的A Journey to China，而全书实际记录了他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这段时间从伦敦到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的旅程，中国部分仅占全书很小的篇幅，其中两章是土耳其和中国对比以及日本和中国对比。他去日本之前短暂路过香港九龙和上海，开完会之后离开日本从朝鲜半岛再次进入中国，先到奉天，后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中文的简单介绍见秋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国际文化版。但此书信息很丰富，值得仔细研究。192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扶轮社的会议，也应邀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进餐；见Arnold J．Toynbee，Acquain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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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其实应该称研究与出版部部长，不过，我这里按照中国行政系统的称呼习惯，部长下级称为司长或局长，故称其为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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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汤因比长子托尼曾在波恩大学留学，颇有语言天赋，除了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之外，也学习了一些斯拉夫语，甚至还学习了蒙古语和一点中文；见Arnold J．Tony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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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按照常规，牛津大学这一钦定教授的位子应该是校内组织委员会审核申请人，做出决定之后，最后由当时英国首相任命。但当时英国首相是Stanley Baldwin，他非常信任穆雷，告诉穆雷，新的钦定讲座教授可由穆雷决定，穆雷遂选择了自己的学生陶育礼；见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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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David Phillips，“War-time Planning for the‘Re-education’of Germany：Prof．E．R．Dodd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12，No．2，1986，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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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J．A．K．Thomson，“Gilbert Murray，1866-1957，”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43（1958），pp．24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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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Arnold J．Toyn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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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剑桥古代史》一共14卷，1924—1939，1970—2001年间相继出版。可见寅恪1919年在哈佛念书时此书尚未出版。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对此已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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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其讣告见D．Winton Thomas，“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PBA，Vol．36，1950，pp．2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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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船停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杨写作卜汝克临；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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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不过，在聘用寅恪做牛津汉学教授的过程中，修中诚给牛津校方的说明却侧重强调寅恪在唐史上的贡献，这可能是他与寅恪交谈之后的印象。他说“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写本）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第3期，152～164页；以及程美宝、刘志伟：《“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693～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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