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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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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ric 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reprinted in 2000，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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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这和日本相比，在电气发展方面可能确实相对落后。汤因比1929年10月去日本开会时，从神户坐火车到京都，发现沿途整个神户、大阪、京都地区的电灯亮成一片，而奈良则是个乡村小镇；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p．173；后来他又到了奉天，则相比较现代化，他在高野山参观时，英文翻译是个军校士官生出身的日本人，他后来转向学习古藏文，给高野山图书馆掌管藏文图书，但此人并无意和汤因比讨论大乘佛教；见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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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陶育礼的回忆录没有提供演讲的细节，而李约瑟在1943年3月1日的信中则提到他在西南联大演讲前，听众唱了三民主义的歌，并向装饰着中国国旗的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见《李约瑟游记》，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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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940年杭立武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研究成就，在人文学部分列出了胡适和陈寅恪，认为他们在史学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批判地研究国故，见Han Lih-wu，“Research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1939，November，1940，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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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相比之下，李约瑟则留下了详细的书信，至少我们知道他1943年6月初访问了史语所，见到了所长傅斯年和其他学者，他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见《李约瑟游记》，36页。12月中旬，他又会见了俞大维，他们以德语交谈，讨论谁是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李约瑟认为兵工署是当时除了国立资源委员会之外管理最佳的组织。1944年9月12日他在云南喜州见到了时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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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64．此文系1949年的学术会议论文，但1951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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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bid.，p．72．实际上赵元任也说他一直叫寅恪是Yin-ch’iao，日记里记成Y．C．Chen，后来1924年8月27日在德国看到寅恪自己的拼法，才改称Yinko Tschen；见赵元任：《忆寅恪》，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太多争论，作为江西人，我想说在江西方言里，事实上“的确”的“确”字念法就类似于“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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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illiam H．McNeill，“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PBA，Vol．63，1977，pp．44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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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此书原本书名为Things Which are Seen，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名已经被其他书用过了，故而加上前面的A Journey to China，而全书实际记录了他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这段时间从伦敦到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的旅程，中国部分仅占全书很小的篇幅，其中两章是土耳其和中国对比以及日本和中国对比。他去日本之前短暂路过香港九龙和上海，开完会之后离开日本从朝鲜半岛再次进入中国，先到奉天，后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中文的简单介绍见秋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国际文化版。但此书信息很丰富，值得仔细研究。192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扶轮社的会议，也应邀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进餐；见Arnold J．Toynbee，Acquain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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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其实应该称研究与出版部部长，不过，我这里按照中国行政系统的称呼习惯，部长下级称为司长或局长，故称其为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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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汤因比长子托尼曾在波恩大学留学，颇有语言天赋，除了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之外，也学习了一些斯拉夫语，甚至还学习了蒙古语和一点中文；见Arnold J．Tony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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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按照常规，牛津大学这一钦定教授的位子应该是校内组织委员会审核申请人，做出决定之后，最后由当时英国首相任命。但当时英国首相是Stanley Baldwin，他非常信任穆雷，告诉穆雷，新的钦定讲座教授可由穆雷决定，穆雷遂选择了自己的学生陶育礼；见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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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David Phillips，“War-time Planning for the‘Re-education’of Germany：Prof．E．R．Dodd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12，No．2，1986，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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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J．A．K．Thomson，“Gilbert Murray，1866-1957，”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43（1958），pp．24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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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Arnold J．Toyn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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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剑桥古代史》一共14卷，1924—1939，1970—2001年间相继出版。可见寅恪1919年在哈佛念书时此书尚未出版。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对此已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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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其讣告见D．Winton Thomas，“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PBA，Vol．36，1950，pp．2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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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船停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杨写作卜汝克临；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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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不过，在聘用寅恪做牛津汉学教授的过程中，修中诚给牛津校方的说明却侧重强调寅恪在唐史上的贡献，这可能是他与寅恪交谈之后的印象。他说“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写本）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第3期，152～164页；以及程美宝、刘志伟：《“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693～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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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这也许只算一个个案。实际上以学术制度而言，欧美大学历史系直至20世纪60、70年代仍主要以欧美史为主，其学位仅授予限于以欧美史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而中国史以及其他“东方”史则设在东方学系或远东系、近东系，学术制度上，历史系不设立中国史教职，只是偶尔从东方学系请中国史教授开课。见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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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JAOS，Vol．67，No．3（1947），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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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Wilhelm Geiger，1856—1943，1928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他的介绍参见拙文《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简本载《文景》，2011，第6期。增订本收入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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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JAOS Vol．67，No．3（1947），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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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他早年曾任职于北京荷兰外交使团，也是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36年他撰文介绍了荷兰早期汉学史；见J．J．L．Duyvendak，“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TP，Second Series，Vol．32，No．5（1936），pp．293-344．他是高延（J．J．de Groot）在莱顿的学生，也熟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和葛兰言的著作，其兴趣主要还是文献研究。他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汉学系。也参见Harriet T．Zurndorfer，“Sociology，Social Science，and Sin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before World War II：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Frederik van Heek，”RESS，T．27，No．84，Sociologie de la Chine et Sociologie chinoise（1989），pp．19-32．《吴宓日记》，第三册，124～125页；1926年1月11日，赵元任夫妇在清华宴请戴闻达，吴宓作陪。吴宓下午陪同其游览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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