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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全名为Robert Baron（Freiherr）von Heine-Geldern，奥地利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德国诗人海涅的曾侄孙，因为祖父是海涅的弟弟Gustav Heine von Geldern（1812—1886）。他也是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法国远东学院荣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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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苏俄东方学家，通晓26种语言，尤精通阿拉伯文献，1921年即入选俄国科学院院士。其讣告见JRAS，New Series，No．83（1951），pp．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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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951—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言文献讲座教授，1957年入选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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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当时他是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会长。当皇家亚洲学会以八千镑租六十年拿下安妮女王街的房子时，他捐赠了1400镑给皇家亚洲学会装饰其中两个房间，用于日常运作，这两个房间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见JRAS，No．2（Dec.，1947），p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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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JRAS，No．2（1973），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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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即Roger Lumley，11th Earl of Scarbrough，1896—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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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Joseph Needha，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1：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p．15-16，提供了感谢名单；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2：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p．524，531，572，感谢白乐日；其实其他部分也借鉴了白乐日的看法，甚至290页提及通过白乐日了解到戴密微对理学中关键字“理”的翻译（ordonn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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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见于剑桥大学网上的李约瑟档案目录Needham/NRI2/SCC2/49/1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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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四章 陈寅恪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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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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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寅恪先生回国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曾开设一门课，名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普通演讲课程，其实主要介绍西洋人研究梵文之目录学。这门课必然涉及多种欧洲现代语言所写的论著，如果当时清华的选课学生没有相当程度的英、法、德、俄语，恐怕如同听天书一般。这也许是寅恪所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少的原因。寅恪先生当初去德国留学时，也学过这些欧洲现代语言。待转到哈佛时，虽然很多课程使用的教材用德语所写，但对他而言已不成问题。当代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学者虽然关注寅恪的学术背景，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这一课程出现的更为具体的学术史语境。我想，如果结合寅恪先生的学习历程和当时欧洲的学术出版现状，这一课程背后隐藏的“西人”之“东方学”学术史或许值得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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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所谓欧、美、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在海内似蔚然成风，然多忽略其作为东方学之一支的大背景。对于欧美学术界而言，东方学的范围很广，从近东到远东，从埃及学到日本学，汉学乃是东方学之重要一支，在很长时期内，却并非是最受重视的一支。萨依德《东方学》一书名头甚响，然其涉及的主要领域乃是近东和中东研究，对所谓远东研究并未措意。在英、法、德等国，印度学、埃及学尤其发达，汉学与这两种学问相比，受重视程度略逊一筹，其学者在汉学上的建树亦不如在印度学、埃及学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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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傅斯年等寅恪的亲友均指出过，因以哈佛和柏林留学的学习经历最为重要，寅恪先生早年治学尤注重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梵、藏、汉佛教文献比较，以及佛教文化史。这一学术取向须得放在一个广阔的东方学背景下考察。季羡林先生曾整理寅恪的早年读书笔记，提示说多本笔记本上实际上记着大量的东方学书目。这当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信息。可惜这些书目无从得到发表机会，而我亦无缘考察这些书目，难以确定其来源。这里只是以寅恪的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话头谈谈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早期发展。如果单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论述的题目，有许多问题可以发掘，完全可以写一本专书，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极为简单的提示，略窥19世纪末以来西人治东方学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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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说的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实际上并非寅恪为了介绍西人的东方学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而相当可能是出自当时德国出版的一套杂志，即《东方学目录》（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中国学者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出版物，比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有“欧文佛书之二”条，列出了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称之为《东洋图书解题》，注记为August Müller著，1887—1901年出版。从东洋这样的字样来看，丁福保使用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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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丁先生这个书名使用得并不贴切。一是日本的东洋学和欧美人所谓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还是有差别；二是解题是另外一种体例，如日本学者编译的《国译一切经》前面有对每个佛教经典的解题，详细评说其版本、刊刻、流传、内容。换言之，解题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原始文献，如四部书、佛道典籍、原始文献写本等。张之洞在1874年编纂的《书目答问》实际上也算是解题，或者提要，因此书侧重在介绍四部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这本书也大量介绍了清人的考证研究成果等等，但仍然注重原始文献。陈垣先生也十分重视目录学，他治学以《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他在目录学研究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如编辑《敦煌劫余录》这样专门的目录，还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体例颇类似提要和解题。这些发展均说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将目录学视为入学重要门径。而德国学者主持编辑的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二手研究材料的现状，乃是现代目录学的典范作品。所以，不如按照寅恪的说法，强称之为《东方学之目录学》吧。这样说来，这个杂志的存在和持续出版或许可看作是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开课的学术史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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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版物在国际东方学界影响甚大，虽然一开始是由德国学者主持出版，并由德国东方学会赞助，但后来美国东方学会也加入进来共同赞助，并派一名代表加入编辑队伍，使得这一出版物成为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要窗口，我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再详细谈谈这套出版物。日本东方学者继承了这个西洋的学术传统，于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出版《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基本上就是依据《东方学之目录学》的编辑旨趣和规模，只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东洋史罢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在1963年改称《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出版至今，目前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出版，并有网络版供学者检索，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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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亚洲学会（AAS）也主持编集西文《亚洲研究目录》（BAS）电子数据库，以备学者查询使用，了解本行业发展脉络和理路。此外，亚洲研究下面的各个学科也出版了一些本学科的书目，如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由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1920—2005）在1985年首先编辑出版了《西文中国宗教书目》(1)。后来又出版了三集，改名为《中国宗教：西文出版物》（Chinese Religions：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最近一本是2002年美国亚洲学会出版的第四集，收集1996—2000年的西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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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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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之目录学》这个杂志影响这么大，好像中国学界并不大重视。这里边的原因值得略说一二。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更重视汉学，而这个杂志的主要内容涵盖东方学，重点是欧美特别是德国学者擅长的印度、伊朗和中东地区的研究，汉学不过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有寅恪这样在德国东方学氛围下成长并通晓多种语言文字的学人才会留意《东方学之目录学》吧。即便如此，寅恪本人治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及其边疆地区，超越这个之外的地区，如印度、伊朗等本土的学问，寅恪虽然通晓其文字，却并无太大兴趣。谈到汉学方面的书目，中国学者耳熟能详、提及较多的书目是高第（Henri Cordier）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此书还有个副标题也几乎常常被省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书目辞典》(2)。以及由袁同礼编纂的《西文文献中的中华》(3)，这是高第书目的延展书目，此书中国学界常称之为《西文汉学书目》。此书之撰述目的和高第略有不同，对袁先生而言，中华并非他者，而是自身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特意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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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学者从战争的废墟中收拾残局，重新燃起旧日汉学激情，担当西方汉学的领跑者，从1957年开始出版《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4)。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如果当时寅恪在汉学更为发达的法国留学，他是否还会关注整个东方学之目录学呢？寅恪是位在欧、美、日均有游学经历且有宏大眼光的学者，他给陈垣写《敦煌劫余录》的序言即提及东西方学者咸有所贡献。他的眼光总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熏陶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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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目录学有两大类，即列举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或称系统化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和分析目录（analytical bibliography），前者仅列出作者、题名、出版时间、地点，后者则有对书籍本身物理状况如纸张装帧甚至制作经过的描述。而分析书目下面又包括历史目录（historical bibliography）、注记目录（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文献目录（textual bibliography）三大类。历史书目提供书籍史的研究，涉及参与的人员、制度、书籍产生过程的历史、技术及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状况等；文献目录学则和文献学类似，研究书籍的版本和文字错讹等，即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传统上所称的解题目录；注记目录则提供书籍物理状况的描述(5)。我们下文要讨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应该归入列举目录一类，并未涉及书籍本身具体物理状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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