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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其中有关东亚和中亚的文献已经由Hartmut Walravens 编辑成单册出版，见Die ost- und zentralasienwissenschaftlichen Beiträge in der Orientalistischen Litera-turzeitung：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1898-1975，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München：Kra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1980；Die ost- und zentra-lasienwissenschaftlichen Beiträge in der Orientalistischen Literaturzeitung，1976-1992：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Berlin：Akademi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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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见ZDMG，BD．75，1921，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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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日本学者也极为重视传统版本学，如钱婉约指出，日本精通汉籍版本者主要有田中庆太郎、岛田翰、内藤湖南，见“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别册3，2009，137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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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五章 佛学与新人文主义：白璧德对中国学者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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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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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人的日记颇有珍贵史料助益我们了解近代学术思想文化。譬如《吴宓日记》即是近年来出版的较为有用的一种，学界常有文章发掘其中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思想和学术动向。据吴宓记述，白璧德和寅恪曾在家中讨论其学术经历和佛教。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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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14日。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巴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十一时半始归。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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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白璧德往日为学之阅历与所究论佛理之关系，未见学界有人深究。其实其中大有文章可作。我们知道寅恪早年也刊出不少佛学文章，其关注重点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寅恪虽然和汤用彤同样留学哈佛，但所撰佛学文章路数与汤氏殊为不同。汤氏治哲学出身，在对佛教有着极为广博的理解和见识的同时，尤好谈佛教义理。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寅恪关于佛学对中国影响的谈话，寅恪认为佛教对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今通译作形而上学）独有深造，因此可以救中国在这方面之缺失，为常人所欢迎。但是其思想实践与中国固有之风俗如祭祖、娶妻等相违背，引起韩愈等人不满而辟佛。但实际上民众仍热衷佛教。宋代儒家均精通佛教，认为佛教在义理方面颇有儒家可取之处，但也有以夷变夏的危险，故而仅以佛教之精粹义理来注疏《四书》、《五经》，以阐明古学的名义来吸纳异教。总之，佛教对中国影响甚大。而中国学问也因为得到佛教的帮助而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可见寅恪也早已洞察了佛理影响宋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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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 青年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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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的早期佛教研究着重在通过比对梵汉译本来看佛教思想从印度到中国的变迁，以及佛教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历史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比如《莲花色尼因缘跋》和《四声三问》等。因此我的兴趣开始只是在于通过探讨早期寅恪在留学期间所受佛学方面的训练和西方学界的影响来理解寅恪早年的学术路数(3)。但是，在梳理这一学术理路的同时，受《吴宓日记》所见这一条材料启发，感到有必要梳理中国学界比较忽视的《吴宓日记》中所谓白璧德“为学之阅历”及其与“佛理”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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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外学界对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白璧德的宗教观有了不少新认识和新成就(4)。随着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研究学衡派，许多成果都反映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主力学衡派有极大影响(5)。本章重点考察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之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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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入正题之前，作为一般背景，我们稍微简单回顾一下白璧德的生平概略。白璧德于1865年8月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代顿市，这里有著名的天主教代顿大学。少年时代白璧德曾经随家庭的搬迁而生活在纽约和新泽西等地，曾在纽约街上卖过报纸。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到辛辛那提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1885年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大学三年级与一位同窗好友到欧洲旅行，游历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荷兰等国。1889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古典研究方面的荣誉学士学位。随即到蒙大拿学院任教两年(6)。接下来的一年白璧德去了巴黎，跟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学习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返美后，白璧德进入哈佛文理研究院跟兰曼学习东方学，189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到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教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一年，期间还给高年级本科生上“但丁（Dante）研究”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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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一 白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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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白璧德回到哈佛法文系任教。1900年他与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朵拉（Dora Drew Babbitt）在伦敦结婚。1902年他获聘为助理教授。1912年获聘正教授。尽管白璧德一直对东方情有独钟，他从未到过东方。他第一次休假去了法国和英国。第二次则是1923年去巴黎索邦大学当交换教授。1928年再次休假，他去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和英国。他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是1931年在多伦多亚历山大系列讲座演讲。1933年7月15日逝于麻省坎布里奇家中(7)。白璧德是20世纪初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学生和学术传人众多(8)。他还是一位梵文和巴利文学者，他翻译的《法句经》（Pāli．Dhammapada，Skt. Dharmapada）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译文之后附有长篇大论讨论他所理解的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关系(9)。在他的课上，也活跃着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些学生当中，在思想学术上受白璧德影响的至少包括吴宓、寅恪、汤用彤、林语堂和梁实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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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与中国颇有渊源，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长大。因此，除了曾指导许多中国学生的功课之外，白璧德对中国儒家思想和艺术并不陌生。先说艺术方面，白璧德家的墙壁上挂着现代中国画，据说是他的中国学生送给他的礼物。但是白璧德的朋友认为他对视觉艺术和音乐从未培养出真正的兴趣。因为他志不在此。虽然他家里有中国画，他的朋友说从未听说他哪怕花半天时间去离他家只有二十分钟路程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看看那里的东方艺术品。可见他对视觉艺术兴趣甚微(10)。1901年9月刚到达哈佛的新生麦格（William F．Maag）租住白璧德的房子。他注意到房间的壁炉旁边立着一个很大的落地灯，上面的灯罩上有一条中国龙。房间里的纺织品也有中国风格。作者随即联想到白璧德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11)。作者还支持了前面白璧德朋友的看法，指出白璧德似乎不太在意音乐，他可能稍微偏好一点莫扎特的作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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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学生在回忆录中也透露了白璧德对自己不会中文感到十分遗憾。的确，虽然白璧德精于英、法、德语等现代欧洲语文，也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巴利文、梵文等古典印欧语文，但不懂中文(13)。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情势。他曾与吴宓谈及国事，“以目前情势，英、法、日三国，实行瓜分中国，迫不及待。不知中国士大夫阶级（the Educated Class）将何以自处。岂皆先家而后国，营私而忘公，懵然而坐听之耶？”(14)这则日记记于1919年9月23日，此处应是谈及巴黎和会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一事。对于白璧德这样一位入世很深宣扬新人文主义的学者来说，东方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命运，他并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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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白璧德与早期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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