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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非玄奘法师一部《西域记》者，则释迦牟尼佛之在印度，一入于西洋近日科学之方法历史之研究进化之公例中已成神话上理想人物；而印度千数百年赫奕庄严之文明，且冤蔑而不为今人所承认矣。是故吾人研究印度文化研究佛法者，有不可不特别注意者数端。一者，吾人应知印度为非历史的文明，又为无历史的文明。吾人既无信史可征其文明之演进之迹，而欲研求其文化之价值，即不得从历史上观察而当于其所遗之经籍学说单刀直入的以穷其根彻其本而后乃能断定其价值。二者，吾人直接研究佛法时千万勿以研究物质界自然现象之方法，所谓科学方法者而研究之，苟欲利用之，亦但限于某一部分，切不可施逐一切，所以者何？以佛法者唯心的非唯物的，超乎自然的而非以自然界物质之研究为其对象者也。三者，西洋人所谓进化公例不能实用于一切。而以之观察印度文明以之观察佛法则尤为无当。(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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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不仅反对西洋的佛教研究方法，更反对西洋的进化思想。显然王恩洋还是主要以其老师欧阳竟无的思想为指针。他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论，后来追随欧阳大师打理支那内学院(101)。欧阳大师主张内学研究必须先内学后研究(102)，这个思想看来十分忠实地体现在王恩洋的著述中。考虑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白璧德主张注重《法句经》和小乘学说，王恩洋实际是在批判白璧德的主张，不知这一立场和当时深信白璧德主义的吴宓是否会有冲突。但是考虑到当时白璧德的《佛陀与西方》一文尚未出版，可能吴宓也未系统了解白璧德的佛学立场，所以王恩洋的这一大作能在他主持的《学衡》上发表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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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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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聊供读者思考。白璧德在佛教方面留下了一本译注和长篇论文，这反映了他在印度学、佛教学上的一些训练和看法。他与美国早期印度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首先，白璧德一生学术固然以文学批评为主旨，但其与美国早期印度学学术瓜葛甚多，不但先后追随美、欧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梵文、巴利文，还介绍一些自己门下弟子认识两位大师，继续印度学研究。在两位印度学大师的学术影响下，白璧德主要还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切入印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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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可以说是经世致用的目的超过学术研究的目的。他对于时弊的关切使得他更多地带着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的动机来研究佛教。他的兴趣更多在于佛教哲学、思想、价值观。他对于人文主义的追求主导了他的印度学学术，使得他虽然精于希腊文、拉丁文、梵文等多种印欧古典语言和现代欧洲语言，却没有专注于当时在印度学界甚为流行的比较语言学，而是关心佛教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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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也对一些20世纪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他和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中后来成为早期中国现代佛教史先驱者的寅恪、汤用彤讨论过其治学经历和佛教问题，他们看来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而吴宓对于佛学的兴趣也是出于白璧德的启发。但白璧德的具体佛教研究对中国留学生的佛教研究影响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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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初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5期，31～47页，原题为《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后来张源出版《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此书对白璧德讨论更为详细，但重点和本文不同，读者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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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白璧德一名的汉译，出自胡先骕。吴宓原译为巴比陀，其日记中所云巴师者，即白璧德也。胡先骕译白璧德名一事，见吴宓：《吴宓自编年谱》，2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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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代日本佛教学的兴起源于在英国留学的高楠顺次郎和南条文雄等人，中国的近代佛教学研究源于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陈垣、吕澂、胡适等人。他们所受的东西洋学术影响值得深究，当代学者已对他们做了很多研究。至于欧洲和日本现代佛教学兴起的一般背景，参见本书第六章的讨论。欧洲佛教研究对北美的早期影响则参见Thomas A．Tweed，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Buddhism，1844-1912：Victorian Culture and the Limits of Dissent，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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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R．Nevin，Irving Babbitt：An Intellectual Study，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George A．Panichas and Claes G．Ryn eds.，Irving Babbitt in Our Time，Washington，D. 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86；Claes G．Ryn，Will，Imagination，and Reason：Irving Babbitt and the Problem of Reality，Chicago：Regnery Books，1986；Michael A．Weinstein，“Irving Babbitt and Postmodernity：Amplitude and Intensity，”Humanitas 6：1（1992），pp．42-48；Claes G．Ryn，“Irving Babbitt and the Christians，”Modern Age 32：4（1989）；Richard M．Gamble，“The‘Fatal Flaw’of Internationalism：Babbitt on Humanitarianism，”Humanitas 9：2（1996），p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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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仅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较近的论著。Ong Chang Woei，“On Wu Mi’s Conservatism，”Humanitas 7：1（1999），pp．42-55；2000年美国亚洲学会（AAS）年会曾有一个讨论组题为〈民国的文学团体〉，有Yi-tsi Mei Feuerwerker 发表的《再论学衡派：民国早期的新保守主义》（Reconsidering Xueheng：Neo-Conservat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孙尚扬与郭兰芳主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第6期，150～164页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3，4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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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时的蒙大拿学院有大约一百名学生，八到十名教员。全校设有预科部、艺术部、古典学院、矿业学院、商学院、音乐学院等学术单位。白璧德在古典学院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他班上的一位同学在学完希腊文之后去了中国，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事见 Anne Douglas（Mrs．Hirman Hixon）所撰回忆白璧德的文章，载 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 eds．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1），p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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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ora D．Babbitt，“Biographical Sketch”，in：Frederick Manchester and Odell Shepard eds．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1），pp．ix-xiii．Richard P．Buch，“Fair-Harvard’s Intellectual Giants of the Early 1930s”，Modern Age 32，No．2（1988），pp．113-121.中文简略介绍见侯建：《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余光中编：《秋之颂》，69～85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按，此文原载1987年5月《联合文学》。其他早期有关传记还有：Irving Babbitt．Harvard Class Reports，Class of 1889，50th Anniversary Report（1939），pp．90-96；Frank Jewett Mather，“Irving Babbitt，”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December 1933，65-84；Fred N．Robinson，Jeremiah D．M．Ford，and Louis J．A．Mercier．“Minute on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Professor Irving Babbitt，”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October 14，1933），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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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亲承衣钵的学生比如：T．S．Eliot，Norman Foerster，Van Wyck Brooks，Austin Warren，Theodore Spencer．其他深受其影响但不算直接学生的有：Walter Lippmann，Gilbert Seldes，Newton Arvin，Harry Levin，Granville Hicks，Crane Br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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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rving Babbitt，The Dhammapada：Translated from the Pāli with an Essay on Buddha and the Occident（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36；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1965，first paperback）.我使用的是1965年简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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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Frank Jewett Mather Jr．的回忆文章，载 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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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illiam F．Maag 的回忆文章，载 Ibid.，p．58.这篇回忆录谈作者上白璧德的课讨论卢梭比较多，但也提到白璧德会经常在课堂上引用佛陀、孔子、基督等宗教人物，也会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诗人维吉尔、歌德。而在白璧德眼中，哈佛当时最有个人特性的三位学者是Charles Norton、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和校长Eliot。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以和白璧德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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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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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offman Nickerson的回忆文章，见Ibid.，p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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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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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种分野在清代表现为所谓理学和朴学之别，如果可以类比的话，白璧德似乎更重视理学而不是朴学。关于清代理学和朴学之学术史的讨论，参见艾尔曼（Benjamin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s Angeles：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2001，2nd，revise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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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般认为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学和梵学家是美国东方学之父索里兹伯里（Edward Elbridge Salisbury，1814—1901），他留学巴黎，追随布努夫；见Thomas A．Tweed，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Buddhism，1844-1912：Victorian Culture and the Limits of Dissent，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xxxi。索氏在耶鲁首先开设梵文课程，同时也教阿拉伯文。他之后的美国著名印度学和梵学家是 Fitzedward Hall（1825—1901）。他曾留学印度，并成为印度 Banaras 的梵文教授。惠特尼是索里兹伯里的学生。1854年成为耶鲁梵文研究正教授，1879年出版里程碑式的名著《梵文文法》（Sanskrit Grammar）。兰曼的《梵文读本》是配合这本书而著的教材。惠特尼的在耶鲁的继承者是霍普金斯（Edward Washburn Hopkins，1857—1932），他的成就主要在印度宗教，以1895年出版的《印度诸宗教》（Religions of India）闻名。他还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后来的继任者爱哲顿则以研究混合梵文知名，他编著的《佛教混合梵文文法与辞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 Dictionary）至今难以替代。中国梵文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混合梵文跟他看法不一，有不少学术讨论。爱哲顿也翻译出版了《薄伽梵歌》。爱哲顿对于印度的知识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举凡哲学、文学、艺术、语言，他无一不通。他1934年担任美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这个学会的第二任会长（1926年度）是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Maurice Bloomfield，1855—1928），1945年度会长是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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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据哈佛南亚研究系官方网页，当时叫印度伊朗语言系。1902年阿维斯塔被去除，加入巴利语和梵文俗语，改成古印度语文系。后来兰曼陆续主持加入藏文和乌尔都语等。但该系直至兰曼去世后的1951年才改成梵文与印度研究系，2010年改为南亚研究系。哈佛的梵文研究起源于格林那夫（James Bradstreet Greenough，183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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