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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书第一章对此主题有所涉及。另,有关早期中国人文学者留学哈佛之史事,参见本书附录一。亦参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22:4(2003),23~34页,特别是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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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吴宓在日记中有所涉及。有关研究见Zhu Shoutong,“Chinese Reactions to Babbitt:Admiration,Encumbrance,Vilification,”Humanitas 17:1 & 2(2004),pp.26-45;他认为当时中国学者对白璧德有三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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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59页举吴宓1933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的《悼白璧德先生》为例,指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不过七八个人: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鑫)海、楼光来、林语堂、郭斌和、梁实秋。梅光迪从学最早且久,受知亦最深。林则“虽尝受先生课,而极不赞成先生之学说”。梁“曾屡为文称述先生之人文主义”。而要以吴郭二人“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吴宓云,“张歆海从白璧德师学,得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The Classicism of Matthew Arnold”。见《吴宓自编年谱》,192页。《吴宓日记》 194页云:“中国学生,在美国者二千余,在哈佛者亦五六十人,受学于巴师者,仅四、五人尔,曷胜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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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有关研究参见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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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见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20~2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他把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列为继《水浒传》、《胡适文存》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第三本书。他说他写《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及评论辛克莱的《拜金艺术》都受到白璧德影响。白璧德这本《卢梭与浪漫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也已经被法国学者认识到了,甚至一篇法文评论也被译成了中文。Louis J.A.Mercier的回忆文章,见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p.194.法文评论 Revue Hebdomadaire被译成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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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此三人加上吴宓、张歆海、楼光来、顾泰来当时被吴宓称为七星聚会,见前引《吴宓日记》,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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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刊《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1日。寅恪父亲陈三立和兄长衡恪有一些诗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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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如《吴宓日记》213页云白璧德对中国留学生有很高期望,吴宓举了张、汤、楼、陈、宓五人,没有提到俞大维。俞大维在哈佛虽以数理逻辑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又留学柏林,但在德国弃文从武,后来在军界发展。见李元平:《俞大维传》,22~26页,台中,台湾日报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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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吴宓日记》第二册,90页云:“[1919年十一月十日]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按,吴宓此处以中土指中国,系民国初年学界之习惯。其实中土在中古中国佛教史料中指中印度,而东夏或东土才指中国。吴宓对印度学问之修为多受益于陈寅恪、俞大维和汤用彤,可能不会有很深入全面的了解。同书页112有191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提到他在读佛书。同书180页记汤用彤授吴宓佛学及印度哲学之大要。181页记1920年“九月中,读书静居,无事可记。所读书均为印度哲学及佛教。俞君讲授哲学史略毕后,即由锡予每晚为宓讲授印度哲学及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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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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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陈寅恪1921年到达柏林前后,德国学者的考察报告陆续出版。仅举数例:Albert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cha,Qaraoe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Reimer,1912);ibid.,Alt-Kutscha:archä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ra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Berlin,1920),2 Vols.Albert von 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Berlin,1922-1933),7 Vols.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老师吕德斯当时正在整理中亚梵文写本。关于陈寅恪的佛学受德国东方学影响,见拙撰《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佛学视野中的陈寅恪》,载《新哲学》,2007,第7辑,216~237页;收入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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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参见《陈寅恪集·诗集》,12~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他在哈佛是上过一些希腊文的课程,如《希腊文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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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吴宓日记》100~106页也有吴宓记述寅恪跟他谈话时探究中国中古思想史上儒佛交涉的一些基本论断,但没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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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文中提道:“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夏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载陈寅恪:《寒柳堂集》,1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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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G.R.Elliott的回忆文章,见 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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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一些论著视汤用彤为学衡派代表人物,比如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孙尚扬:《汤用彤》,28~3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29页引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认为汤用彤在哈佛时十分痛恨胡适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吴宓个人的记录有其个人立场和感情在里面,其实仔细来看,汤用彤尚在哈佛留学时,胡适已经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崭露头角,有关胡适的文化活动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1919—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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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也可参见麻天祥:《汤用彤评传》,并请参见第五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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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如胡先骕对胡适之倡导白话文深不以为然,见《中国文学改良论》,《胡先骕文存》上卷,1~6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原刊于《东方杂志》第16卷第3期,1919;胡适的学生罗家伦随即在《新潮》第1卷第5期发文反驳,见《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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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92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跟 Dr.Riehl 学康德哲学,跟爱因斯坦学相对论。见李元平:《俞大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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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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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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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吴宓:《吴宓日记》,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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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同上书,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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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比如后来负笈哈佛的张其昀先生。张其昀曾担任民国教育部长,后在台创立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即今天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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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朱谦之:《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原刊《珠海学报》第2集,1949;重刊于《佛学研究》,第5期,199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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