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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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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chard F．Gombrich 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 Buddhism 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参见Gombrich，How Buddhism Began：The Conditioned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s，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Athlone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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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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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收入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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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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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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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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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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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上书，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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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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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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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Narrative，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Buddhist Biography：A Close Reading of Huijiao’s Biography of Kumārajīva，”AM，third series，17：2（2004），pp．1-43，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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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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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 Wilhelm Baron Staël von 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 Wladimirowna de Grave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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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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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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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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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 Coblin）、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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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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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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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331～377页；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351～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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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这些论文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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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寅恪注为即Bruck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aa，Leipzig，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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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寅恪注为Sti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ai，1924；这位学者是他在柏林的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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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寅恪注为A．F．Rudolf Hoenle，Manuscript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6．我补上了出版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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