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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上书，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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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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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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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Narrative，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Buddhist Biography：A Close Reading of Huijiao’s Biography of Kumārajīva，”AM，third series，17：2（2004），pp．1-43，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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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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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 Wilhelm Baron Staël von 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 Wladimirowna de Grave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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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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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33，vi页；参见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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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7，列入钢和泰论著目录；参见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载《法音》，2001，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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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利用梵藏文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学者后来不断增多，早期有罗常培、俞敏，现在活跃的知名学者有柯蔚南（W．South Coblin）、高田时雄、辛岛静志、朱庆之、刘广和、万金川等。有关研究史可参见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302～320页，成都，巴蜀书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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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寅恪甚至认为要研究中国语言之文法，亦需要先了解藏缅语，这完全是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响应。相关讨论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170～18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后文我在讨论寅恪对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时将再次谈及这一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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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致傅斯年的信，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这封信落款只有月日，即五月四日，但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实际上这封信应完成于1928年5月4日。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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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331～377页；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351～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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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这些论文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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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寅恪注为即Bruck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aa，Leipzig，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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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寅恪注为Sti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ai，1924；这位学者是他在柏林的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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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寅恪注为A．F．Rudolf Hoenle，Manuscript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6．我补上了出版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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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寅恪注为F．W．K．Müller，Uigurica，1908．该文刊普鲁士科学院院刊，后来集结成论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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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寅恪注为见P．Pelliot，É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1913，及 E．Leumann，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V，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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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林治可能是寅恪称呼他的汉文名字。他在吕德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即是处理中亚出土比丘尼戒，便是寅恪提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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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见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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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36～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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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应该指出的是，我推测的寅恪心中的这种主导应该被看作是历史的主要面貌，并不反映任何自大的文化沙文主义。寅恪心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是汉文化受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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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有关寅恪之国学取向，见Wen-hsin Yeh，“N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udy：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in：Gloabel Conjectures：China in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eds．By William C．Kirby，Mechthild Lectner，Klaus Mühlhahn，Berlin：LIT Verlag，2006，p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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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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