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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36～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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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应该指出的是，我推测的寅恪心中的这种主导应该被看作是历史的主要面貌，并不反映任何自大的文化沙文主义。寅恪心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是汉文化受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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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有关寅恪之国学取向，见Wen-hsin Yeh，“N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Study：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in：Gloabel Conjectures：China in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eds．By William C．Kirby，Mechthild Lectner，Klaus Mühlhahn，Berlin：LIT Verlag，2006，p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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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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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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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周一良先生学寅恪，通梵文、巴利文、藏文，但治学地域范围也局限在中国境内，但因哈佛学习制度，副修日本学。季羡林先生出身外文系，在德国学印度学，早年则专治古典印度学特别是梵文语言学，后来才转向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他们两人虽然是寅恪门人，部分地继承了寅恪的学术传统，但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又和寅恪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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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シルワ゛ンレヴィ著，山田龙城訳：《仏教人文主义》，东京，大雄阁，1928；其中28～50页有汉文译本，见《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13～33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这之前，他还有篇很简短的演讲稿发表，Sylvain Lévi，Eastern Humanism：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Dacca on 4 February 1922，University of Dacca Bulletin，No．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p．1-9；收入烈维著L’Inde et le monde（Paris：H．Champion，1928）。此文先是讲了一大通天主教的人文主义在于其普遍性，即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试图找出梵文中找出对应词，从而看出其所蕴涵的印度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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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相关评说见Clarence H．Hamilton，“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JAOS，Vol．70，No．3（1950），pp．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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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见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页。编者定年为1929年，恐不确。烈维后来成为西方近代研究唯识学的先驱者，见William Peiris，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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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Kalidas Nag，Discovery of Asia，Calcutta：The Institute of Asian African Relations，1957，p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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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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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nne Vergati，“Histoire des etudes indiennes：Sylvan Lévi et l’idée de l’humanisme，”Studia Asiatica 1（2000），pp．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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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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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Sheldon Pollock，“Deep Orientalism？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in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ed．Carol A．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pp．76-133；Vishwa P．Adluri，“Pride and Prejudice：Orien-talism and Germany Ind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ndu Studies Vol．15，No．3（2011），pp．25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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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是近代史学的思想史需要更多研究。最近的新书也有文章开始关注这一主题，见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s．by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and Jörn Rüsen，Leiden：E．J．Bril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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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八章 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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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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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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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一生游学日本欧美，以学术渊源而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又深受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而成就集中在史学，其史学中掺和了西方近代学术的许多因素。寅恪虽然极少在他的学术文章中提及一些西方近现代学术名家和名作，但在其著述中西方学术的因素往往通过一些专门词汇有所彰显，正是这些因素使寅恪史学远远超越了中国旧史学的樊篱，别创一新局面。寅恪所使用的许多近代西方学术词汇或用语常常不点明出处(1)，但颇为当代治史者采用，其中之一便是“了解之同情”，有时亦被其他学者引作“同情之了解”，其实不确。当世学者使用这一用语时，多径指此为寅恪语，遂致中西近代学术关系史上一桩大事湮没无闻。其实此语于史学上的使用和发挥来自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中文学术界，有时亦译作赫德或赫德尔，这里采用赫尔德一名。余英时先生已对寅恪晚年诗文中所用古典与今典进行了深入探讨(2)，实际上寅恪所用西典亦堪注意(3)。本章可作为研究寅恪所用西典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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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二 1800年Gerhard Kügelgen所作赫尔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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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1744年8月25日生于东普鲁士莫浓恩（Mohrungen），即现在波兰的莫拉格（Morag），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赫尔德于1762年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在同学影响下转向神学，并学习了哲学和文学。在柯大，他特别受益于哲学家康德（1724—1804）。之后，他与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结为好友，赫尔德不仅得益于哈曼父亲的高超医术得以医好病目，也得益于哈曼而丰富了自己在英国哲学方面的许多知识。1764—1769年，赫尔德在里加（Riga）一家学校教书。1769年5月开始游历法国，先在南特待了四个月，学习法语。后来到巴黎，主要收获是浏览了大量艺术品。他的《1769年游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在他死后的1846年才由其子整理出一部分出版，而全本直到1878年才出版。从此书内容可知，赫尔德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早有计划，雄心勃勃，将自己视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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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到达游历法国的终点斯特拉斯堡，找到著名的眼科专家罗布斯坦治疗眼疾，手术持续了数月之久，这期间他遇到歌德（1749—1832），两人很快订交；同时他也完成了《论语言的起源》一文。1771年他以《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一文获得普鲁士科学院的奖励，这篇文章取材广泛，甚至使用了法国学者在1691年出版的研究暹罗的材料（Du Royaume de Siam）以及1726年出版的耶稣会士的材料，可见赫尔德涉猎之广。同一年起赫尔德在贝克堡（Bückeburg）担任邵堡姆-利铂选侯（Graf Wilhelm von Schaumburg-Lippe，1724—1777）的监察。不过前两年他非常丧气和郁闷，直到1773年与卡洛琳（Caroline Flachsland，1750—1809）结婚才心情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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