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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的另外一位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同事王国维很早就注意到赫尔德的哲学。他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述叔本华的《天才论》时提到了赫尔德，他引用说：“昔海尔台尔（Herder）谓格代（Goethe）曰‘巨孩’，音乐大家穆差德（Mozart）亦终生不脱孩气。”(54)此处海尔台尔即是赫尔德。王国维对于德国哲学钻研颇深，熟悉德国近代思想，并撰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和《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一起收入光绪三十一年刊行的《静庵文集》。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认为新学问的兴起离不开新学语的输入，并指出国人有时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输入日本人翻译西文书时使用的已经比较成熟的术语要好于自己创造新学语。他说“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不甚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55)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sympathy，严复翻译为“善相感”，而日本学者译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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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三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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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中回忆了他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他早年在东文学社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曾在田冈文集中见到引用康德（王译作汗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他在藤田的指导下读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德尔班（王译作文特尔彭）的《哲学史》(56)。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提到了卢梭受到的赫尔德的影响以及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他在讨论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时说，“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出发，从地球提供给人的生活条件出发，从人的独特素质出发，他进而理解历史发展的起源和方向。在他阐释世界史的进程中他同样认为每一民族的特性及其历史意义的特性来源于它的自然素质和自然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在他的阐述中各民族的发展并不像维柯说的那样彼此孤立分离。恰恰相反，所有不同民族的发展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像一条升向完善的巨大锁链，并在整体的关联中越来越成熟地实现人性的一般素质。”(57)如果王国维看过这本书，大概也会知道赫尔德的名字吧。不过，他看到的只是1900—1901年由桑木严翼节译的日文本《哲学史要》(58)，很难说他是否注意到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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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徐有成等翻译的《欧罗巴通史》序中提到德国人兰克（Ranke），他指出这本书原名《西洋史纲》，系日本学者箕作元八、峰岸米造仿兰克著作的作品(59)。其实此书可能是日本六盟馆明治四十年（1907）出版的《新编西洋史纲》，此前两人合作在明治三十七年由六盟馆出版了作为中学校教科书的《西洋略史》。作者之一箕作原来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毕业后入东京帝大学习动物学，后留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因严重近视转向史学，并留学法国，精通法国大革命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峰岸是东洋史专家，翻译过许多汉文作品。从1926年7月到1927年5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教，期间和寅恪过从甚密。两人在学术上交往很多，寅恪在治学的一些方面比如二重证据法等也和王有所切磋，但目前的材料无法反映他们二人曾经讨论过德国哲学特别是赫尔德的思想，似乎王更关心赫尔德的哲学，而寅恪专注于历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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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89年，刘健明先生已经在他的《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一文中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寅恪先生史学思想受到德国浪漫派思想家特别是赫尔德的影响，但他没有深入追踪寅恪了解之同情一说的渊源，甚为可惜。刘健明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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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之论调，以及坚信本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个性，不能完全为外国思想取代的说法，也和赫德强调民族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强调每个民族都有其国民性格（Volksgeist）的说法相近。寅恪先生虽受到浪漫时期德国史家的影响，但浪漫时期史家强调洞识力，探求内心的问题，重视史家如何凭直觉去了解历史，寅恪先生对这种了解历史的方法，却不太同意，他曾指出要了解古人的学说，应对其所处之环境及其所受之背景，有一同情的了解，最好能设身处地、站于古人的同一境界去考虑，才不致产生隔阂肤廓之论。但此种同情的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丛稿二编，247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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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注意到寅恪先生的史学受到德国浪漫派史家思想影响，可谓十分敏锐，但他此处使用了“同情之了解”，而不是“了解之同情”，可能因为尚未意识到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一说正是来自赫尔德。而刘先生注意到寅恪的中古种族文化史研究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其洞见则十分难能可贵，下文我们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刘先生所说寅恪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与民族精神，海外近代思想、学术史学者亦表赞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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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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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二节 种族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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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的中古中国研究成绩斐然，他的种族文化观对当代中国中古史学研究影响甚大。他对于种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立场，即是种族不以血缘论，而以文化论，胡化之汉人如北齐高氏即是胡人，汉化之胡人即是汉人，如北周之宇文氏。在1941年刊行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寅恪阐述了种族与文化之关系。他说，“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即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62)实际上寅恪早年在清华开的“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课即主要讲民族和文化，不过他所谓民族史实际主要讲边疆民族发展对中原的影响，如其所谓民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五胡之乱”、“六镇之乱”、“安史之乱”，而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道教”和“佛教”，而道教部分又特别注重所谓夷夏之争论以及道教与佛教之关系(63)。这些主题的选择似乎仍然反映寅恪之中华文化本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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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对种族和文化关系的论断和肇源于赫尔德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所关联。首先，从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来看，寅恪的一些论断不能不让人提到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起源的研究，安德森认为近代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使得生活在一块地域上的民众有着共同的心理文化特征，从而形成民族国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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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更有学者指出，赫尔德的国家（Volk）概念可能非常近似于安德森所论的想象的共同体，但是更强调其文化特性。因为Volk和强调政治特性的Nation比起来，在赫尔德的论述中更特别指一个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在赫尔德看来，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民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65)。这似乎也较为接近我们读到的寅恪对中古种族文化的相关论述，寅恪虽然治政治史成绩斐然，极具卓识，但他在谈论中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时更多是从文化入手，表现在讨论政权较少，讨论胡化汉化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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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寅恪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的种族文化论有相通之处还在于二人在讨论民族和种族时都轻血缘重文化。柏林在谈论赫尔德的思想时也特别强调赫尔德反对以血缘论种族的思想，他说，“在赫尔德看来，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赫尔德没提血缘或生物性的传承及其他任何遗传因素，他从根本上反对一切种族主义思想。”(66)赫尔德对于民族发展中文化和传统因素的重视要远远超越对于血缘和种族因素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是语言，赫尔德认为一个民族的独特语言和这一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历史发展分不开(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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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强调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特定传统和价值的多元，在赫尔德看来，“每个民族，和生命的每个时代一样，有其内在的幸福的中点（Glückseligkeit）；年轻人不比天真自在的孩童更幸福，灰须长者也不比生气勃勃的壮汉更不幸福。”(68)虽然这种价值多元的看法常常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赫尔德对18世纪法国民族在欧洲占据主导的挑战，但赫尔德的看法显然有自己的一套哲学基础，这个基础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和语言学著作中(69)，其中对历史、社会、民族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体会当时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便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而这个要素也证明赫尔德的种族民族文化观与他的历史哲学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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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健明先生早就注意到寅恪史学和赫尔德思想的联系，特别是寅恪的隋唐氏族研究颇与德国浪漫时期史家论中古史相近。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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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考订李唐的氏族，认为其男系为一纯粹之汉人，但因北朝一来胡汉长期杂处、西魏北周的改姓及胡汉的通婚等因素，沾染了不少胡族的血液，《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云：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穨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西方中古史，始于由日耳曼蛮族之迁徙所导致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学者，推崇希腊等古典文化，讥讽蛮族不重古典文化，遂视中古为黑暗时代。及至19世纪初年，日耳曼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以赫德（J．Herder）为首的日耳曼学者认为蛮族之入侵罗马帝国，其实是为这个早已衰老的国家输入了一批精力充沛、性格豪迈的民族。中西方在中古时代，都有低文化的民族迁徙到高文化的地区；外来的文化，对本土已衰落的高文化，带来重大的冲击。寅恪先生论胡族的活力注入中国，令唐朝文化灿烂辉煌，这对我们理解唐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寅恪先生的看法极可能受到这辈德国浪漫时期史家之影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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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关于寅恪先生论中古民族与文化受益于赫尔德的说法十分有见地。刘先生指出寅恪认为胡族的南下征服有助于汉文化的更新，实际上和赫尔德等德国浪漫史家认为中古不是黑暗时代的说法类似，进而推断寅恪的思想受到德国浪漫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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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赫尔德的著作，会有一种感觉，他特别重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内在精神要素，也正因为此，他在《关于人类塑造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对欧洲中世纪的精神要素有所总结，从这个总结可以看出他不认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他说，中世纪可能是充满仇恨、错误和荒谬，但是也不乏坚实、凝聚力、高贵和庄严，而他所处的时代即18世纪则是衰弱的、冷酷的、悲惨的(71)。赫尔德与很多他同时代的人不同，他并不乐观地认为启蒙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甚至在他看来当时可以说是不好的时代。赫尔德认为中世纪教会及教徒为被赎买的奴隶、被解救的罪犯，以及被走私的人口提供了避难所，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贸易、艺术创造，以及制造业(72)。赫尔德早年的著述中还提道，“数世纪以来拉丁文一直作为从亚里士多德到经院哲学的唯一载体，拉丁文被认为是维系欧洲各国家学者的普遍纽带，在我所知的诸多语言中，拉丁文以其简明和哲学术语的活力可称得上是哲学的教学语言。”(73)他并且主张拉丁文比法文更值得用来写哲学论著，尽管开始受到法文的挑战。这当然是针对启蒙时期法国学者在欧洲的广泛影响而提出的看法。后来近代学者迈涅克也指出，赫尔德对一个时代个人精神以“了解之同情”进行评估的最大贡献在于挑战了人们关于中世纪的很多固有观念，认为哥特精神虽然有人们常说的黑暗和压抑感，却也极为丰富和伟大，能引起人沉思，乃是人类精神之奇迹所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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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欧洲中世纪的正面看法在寅恪那里得到共鸣。在近代中国历史学界也曾把宋元看作是黑暗时代，认为当时中原王朝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已经失去唐时的繁荣，胡人如契丹、蒙古的势力大涨，宋元时期是为中国文化之衰世，而寅恪先生则对此看法不以为然。这种看法其实还可以从吴宓先生的日记中找到旁证。1919年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寅恪和他的谈话内容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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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自得佛教之禆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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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所记寅恪先生所论虽然简洁，但主旨十分明确，即寅恪不以宋元为衰世。寅恪先生特别主张发扬宋学，他认为宋代的学术文化特别是思想和史学超越前代许多，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76)。他虽然不研究宋代的理学，但显然非常重视朱熹的思想，把朱熹比作西哲阿奎那。他认为宋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于上乘。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的推崇更不需赘言，业已经许多学者指出。在众多学者之中，尤以陈弱水先生的议论更为精准，他认为寅恪先生重视宋代史学乃因为其所主张的完整历史研究既重视条理统系，又重视解释疑问，而对历史研究的解释层面之高度自觉与重视乃是寅恪先生对现代史学之最重要贡献(77)。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赫尔德出身神学教育，思想深受基督教熏陶，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仍以基督教为本位，而寅恪则是深受儒学经典教育，尽管不是典型的儒生，但却以中华本位主义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基督教在华扩大影响颇有微词，故在史学层面两人虽然对中世纪有不同流俗的评价，但着眼点和落脚点显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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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吴宓也对欧洲中世纪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他在《学衡》第14期发表《英诗浅释》，主要是翻译介绍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诗，同时也有一些议论，他说：“［欧洲］中世乃极端统一之时代，虽近人讥其摧残个性，阻碍思潮，并时有争战、疫疠、荒歉之事，然处此统一世局之下，以有共同之信仰，人心得所依附，故有安闲稳固之态，少忧愁怨乱之思，无惑无惧，似非后世所可及也。”这当然是针对当时身处乱世所做的评论，这之前，吴宓说：“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学术、思想各方变迁之巨，实为史乘所罕见，故生于今日之中国，其危疑、震骇、迷离、旁皇之情，尤当十倍于欧西之人。则吾侪诚将何以自慰、何以自脱、何以自救也？呜呼！此吾之所以读安诺德之诗而感慨低徊不忍释卷也。”(78)吴宓这样的议论寅恪未必同意，比如思想、信仰定于一尊的看法。不过，吴宓的心态倒是颇与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说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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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胡适也有宋代学术思想文化超过唐代的看法。胡适在1921年就提到他和丁文江都认为宋代文化胜过唐代。当时英使馆参赞哈丁先生（Harold Ivan Harding，1883—1943）请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丁文江、毕善功吃饭，当中谈到中国的历史进步与退步问题。胡适日记中写道，“我与在君都主张，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这句话自然骇坏了哈丁，毕善功一班人。哈丁说，难道唐朝的文化比不过后来吗？我说，自然。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是进步。即以诗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文更不消说了，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余人如皇甫湜、孙樵等还够不上一个通字！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远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在君说，别的且不说，只看印刷术一事，便可见唐远不如宋。此话极是。”(79)可见，至少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寅恪看法一致。也正如王水照先生指出的，王国维也认为宋代文化超过汉唐和元明，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宋代之人智活动与文化诸多方面，前后的汉、唐、元、明各朝均有不逮(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