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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吴宓：《英诗浅释》，载《学衡》，第14期，1923，述学部分，3～4页。Arnold，今通译为阿诺德，吴宓此处用安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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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54页。这个本子记为H．M．Harding，似有误，未知原文有误还是整理本有误，M．当作I.，即Ivan缩写。此人后来于1922—1923年担任驻喀什副领事，上任时经过吉尔吉特，将其旅程写成一本旅行日记（Dairy of a Journey from Srinagar to Kashgar via Gilgit，Kashgar：Swedish Mission Press，1922），不过，此书文胜于质，并充满殖民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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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王水照：《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载《中国文化》，第17、18期，2001，289页；他推测寅恪可能受到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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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Frederick C．Beise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G．Herd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89．有关赫尔德和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可参见Robert R．Ergang，He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New York：Octagon Books，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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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saiah Berlin，“The Counter Enlightenment，”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edited by Philip P．Wien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1974，Vol．2，p．106．还有论者注意到赫尔德其实承认现代法语和奥古斯丁时代拉丁文在完整和精致方面的优越性，但宣称德语更利于思想的交流；见Emery Neff，The Poetry of History：The Contribu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cholarship to the Writing of History since Volta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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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考察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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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更详细的阐说，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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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有关他对王国维评论的讨论，以及近代个人主张与时代思想的关系，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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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拙撰《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佛学视野中的陈寅恪》，载《新哲学》第7辑，2007，216～237页。参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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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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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同上书，第二册，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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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同上书，第二册，104页。按白璧德对伯格森的思想有所批判，参见本书第四章。伯格森的思想在五四前后已经由一些中国学者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如张东荪译有《创化论》、《物质与记忆》，杨正宇译有《形而上学序论》，胡囯钰译有《心力》，潘梓年译有《时间与意志自由》等；《民铎》杂志在1922年刊出“伯格森专号”，有李石岑、张东荪、蔡元培等名流的文章多篇；参见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载《哲学译丛》，2001，第1期，64～74页。伯格森的思想在民国初期曾经风行一时，甚至影响到一些佛教学者如熊十力用之来解说佛教思想，当然也遭到寅恪的批评。参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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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56页。按：此文最早发表在1932年9月5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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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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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36～37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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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Frederick C．Beise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G．Herd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10．原文为：“Like Kant，Fischte，Forster，and other liberals，Herder put forward a spirited defense of freedom of thought，insisting that no government can ever claim a monopoly on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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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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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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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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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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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九章 美学与启蒙：赫尔德在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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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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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巨人之一，赫尔德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亚洲地区长期都是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1)。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他不幸生活在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他的老师哲学家康德与同学诗人歌德乃是两个令德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和文学享誉世界的名字；而在许多学者眼中赫尔德首先是诗人，其次是哲学家，但哲学上的成就远不如康德，在诗歌创作上则不如歌德。康德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不少，甚至中文版《康德著作全集》也正在陆续出版。而歌德与中国、被中国接受的历史已经有学者专门以专书形式有所探讨(2)，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比比皆是，且同一本著作的译本有时甚至有若干种。反观赫尔德，他逝世之后由德国学者编辑出版的长达三十三卷的作品中直到20世纪末期才有第一篇完整的作品被译成汉语出版，即《论语言的起源》(3)。赫尔德真正为中国学界广泛了解始自20世纪80年代开放国门之后，而涉及赫尔德的中文著作大量出现是在90年代(4)。其实，赫尔德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位德国思想家，其后周作人对他的文学思想有十分准确而精彩的介绍和评论。后来赫尔德的文学、美学、哲学以及史学思想亦在不同的场合被介绍到中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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