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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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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ilhelm Dilthey，Die Geistige Welt：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Stuttgart：B．G．Teubner，1957，pp．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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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134页。据他自己注明，该文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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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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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见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12页，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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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同上书，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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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见埃尔兰根大学《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库》。公法，仅通译做国际法；公法一词的翻译最早来自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1864年对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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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另一个是席勒之后伟大的剧作家克莱斯特（Bernd 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1777—1811），出身旧式普鲁士家庭，十五岁即因家族的传统而加入波茨坦军团。后来回到柏林以写作知名。曾游历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地，一生生活动荡不安。有关研究见Anett Lütteken，Heinrich von Kleist：eine Dichterrenaissance，Tübingen：Niemey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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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amuel D．Stirk，The Prussian Spirit：A Survey of Germa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1914-1940，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41，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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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bid.，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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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有些译名参见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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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偶尔也有例外，如李长之曾1929年1月19日所写《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一文引用了王国维的《静庵文集》，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25页；并在1929年4月1日所写《伯拉图对话集的汉译》中提到王国维的《静庵文集》，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92页；后者写于民国18年，却在篇首引用了民国22及23年两部伯拉图著作的汉译，可能是收入《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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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古留加著、侯鸿勋译：《赫尔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卡岑巴赫著、任力译：《赫尔德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此书即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1999年由Reinbeck：Rowohlt出了第七版。最好的赫尔德传记是Rudolf Haym，Herder：nach seinem Leben und seinen Werken，Berlin：Gärtner，1880-1885．Berlin：Aufbau-Verlag，1958 重印本；其次是Robert Thomas 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5；其他传记还有Wulf Koepke，Johann Gottfried Herder，Boston：Twayne，1987；Michael Zaremba，Johann Gottfried Herder：Prediger der Humanität，Köln：Böhlau，2002；关于赫尔德人生片断的论著包括：Wilhelm Dobbek，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Jugendzeit in Mohrungen und Königsberg，1744-1764，Würzburg：Holzner-Verlag，1961；Margot Westlinning，“Der junge Herder in Königsberg，”in Königsberg und Riga，ed．Heinz Ischreyt，Tübingen 1995，pp．69-85；Wilhelm Dobbek，“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n Bückeburg 1771 bis 1776，”SLM，Vol．20（1969），pp．37-56；Cordula Haux，‘Eine empfindsame Liebe’：Der Brautbriefwechsel zwischen Caroline Flachsland un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Unpublished M．A．thesis．Bielefeld 1988；Tino Markworth，“Zur Selbstdarstellung Herders in den ersten Bückeburger Jahren，”in Bückeburger Gespräche über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988，ed．Brigitte Poschmann，Rinteln：Bösendahl，1989，pp．81-97；Christoph Fasel，“Der späte Herder im klassischen Weimar，”in Herbergen der Christenheit．Jahrbuch für deutsche Kirchengeschichte 19（1995），pp．14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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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周作人对于民俗学的兴趣引发了他对赫尔德的重视，他也因此十分重视民歌并发起了中国民歌的收集，以期保存中国国民的心声。参见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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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英文译作national spirit，如迈涅克对赫尔德有关民族精神的解释见Friedrich Meinecke，Histori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p．336，pp．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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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十章 民俗学与国民性：周作人与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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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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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注意到他对民间文学如民歌以及儿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1)。大多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所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即西洋以泰勒（Edward B．Tylor）、弗莱则（James G．Frazer）、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为代表的民俗学，以及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学(2)。但大多数学者均忽视了周作人所受德国近代民俗学者特别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思想的影响。民歌即赫尔德所谓Volkslied。而美国青年学者李海燕近年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特意回顾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歌运动的联系，并把赫尔德看作是开创者，并指出德国的民歌运动影响了日本和中国(3)。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笔下的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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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先深入探讨周作人与赫尔德之间思想联系的学者是旅美中国学者刘皓明先生(4)。刘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探讨周作人1918—1921年之间在文学和哲学看法上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其所受赫尔德思想影响。他主张应将周作人这三年之间的活动放在浪漫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语境中来考察，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周作人的白话诗、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周作人文学中的超自然主义、超越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等议题。他注意到周作人早在1908年即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引用了赫尔德论民声的著作。他也注意到赫尔德乃是现代人类学先驱。通过讨论童话的浪漫主义起源，刘先生追溯了赫尔德对于古典神话学的研究，并认为周作人通过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吸收了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通过分析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中对赫尔德的介绍，指出周作人作为赫尔德的再生出现，周作人通过推动儿童文学和童话、民歌等活动，寻找中国文学中正统传统以外的选择，让中国文学重新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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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的研究非常敏锐地关注了赫尔德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但仍有值得补充之处。所以本章除了评论周作人著作中的赫尔德之外，亦试图从另外一个方法如周作人作品中的一些德文词汇来看周作人通过日本近代学术熏陶所受到的德国学术中赫尔德的影响。因此，本章一方面提供更多资料支持德国民歌运动在中国的影响一说；另一方面将周作人与赫尔德思想的联系放在我十分关注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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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最早注意赫尔德的中国学者是王国维和周作人。前者1904年提到赫尔德，后者1908年提到赫尔德。有趣的是，当时中国和德国的交往并不密切，前往德国留学的学者也极少，对于德国思想和人物的介绍当然处于萌芽阶段。无论是王国维还是周作人，都没有留学德国乃至欧洲的经历，他们的西学知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本学者，他们两人都曾游学日本，或跟随日本学者学习西学。他们对于赫尔德的了解很有可能是经过日本学者的介绍或启发。因此，周作人论述中出现的民俗学、民族主义思想可能均通过日本近代学术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周作人与赫尔德的关系不过是赫尔德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影响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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