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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郑匡民先生将梁启超这种思想归结为福泽谕吉的影响，见《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55～8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有关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学术的关联，参见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王汎森先生则指出近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而梁启超的国民思想论一是受其国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受日本学者尤其是德富苏峰的影响；见《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125～146页，此文揭示了史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变化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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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21-122；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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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雨尘子：《经济竞争论》，载《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此词的信息和民族心理学的德文信息均来自《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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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周作人：《支那民族性》，收入《谈虎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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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伍国：《灵魂与国民性和鲁迅的关系再考》检讨了国民性思想的欧洲起源，认为这种思想与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作者并注意到鲁迅已经接触到法国学者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并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此文见于《学术中国》网站。其他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丸尾常喜著、秦弓译：《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国民性与民俗。其实，周作人也很熟悉勒庞此书。他称勒庞为吕滂，此书书名作《民族发展之心理》，见其作于1929年5月13日《伟大的捕风》一文，收入《知堂文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18页。《北河沿通信》一文则称此书为《群众心理》，见《知堂文集》，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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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这篇文章改名为《从中国文化史上所见的中国民族性》，收入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四编39），原书10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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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Kosaku Yoshino，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A Sociological Enqui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54-59．吉野的讨论引用了Aira Kemiläinen的观点，见Nationalism：Problems Concerning the World，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Jyväskylä：Kustantajat Publishers，1964）．另一本讨论日本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也涉及了一些日本人论思想的讨论，见Sandra Wilson ed.，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特别是pp．1-20，1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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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参见本书第八章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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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姜蕴刚：《历史艺术论》，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本书初版原为华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三种，发行于民国三十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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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 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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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J．G．Herder，Sämtliche Werke（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77-1913），XVI，pp．547-551；巴纳德的讨论见Frederick M．Barnard，Herder on Nationality，Humanity and History（Montreal and 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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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Chao Weipang，“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s，”AFS，Vol．1（1942），pp．55-76；2（1943），pp．79-88；Yen Chun-chiang，“Folklore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AFS，Vol．26（1967），pp．1-62；Sandra Eminov，“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JFR，Vol．12，No．2-3（1975），pp．257-277；又载Felix J．Oinas，ed.，Folklore，Nationalism，and Politics（Columbus：Slavic Publishers，1978），pp．163-183．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Richard M．Dorson，“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lktales，”JFR，Vol．12，No．2-3（1975），pp．2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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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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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七〇《结论》，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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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十一章 自由与真理：个人主张与近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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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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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的学术未见得能被普通世人所了解，但他那两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往往为世人所引用。这两句话出自他给清华大学留下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其中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一句很容易让人想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二节，其文略云“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上帝对知识人的最佳教导。追求真理是知识人的天职，而其目的乃是为了得自由。可是，不同的知识人对于真理的认知也非常不同。所以，尽管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奔波，而能真正得到自由的知识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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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是犹太人世纪（Jewish Century），因为犹太知识人为世界提供了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各种解释。如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917）都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早期领袖也是犹太人，在代表自然科学成就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颁发的第一个一百年之中，几乎五分之一的得主是犹太人，有很多人认为这在历史上可称之为“犹太世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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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将所谓犹太世纪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一部分犹太拉比的贡献。这些拉比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兴起的现实中意识到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这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即是现代化。而当时犹太长老们认为犹太人的选择无非两种，一是保守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色，不受这一转变的影响，保持传统的犹太性（Jewishness）；二是参与这种巨变，让犹太民族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获得自由，犹太性获得新的生命。这些长老们决定选择后者。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参与使得犹太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脱颖而出，明星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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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正是所谓天朝大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知识人对于真理和自由有更深切的渴望。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则是寅恪先生。本章的重点是在现代语境下来理解寅恪的自由观(2)，尽管引用、谈论寅恪所论自由的坊间作品很多，但仍缺乏细致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里打算就寅恪先生论著中所出现的“自由”一词以及其文字、言论中所体现的“自由”从学术角度作一番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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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和许多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不同。首先，他出身于清末的清流政治家庭，他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因参与1898年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等策划的维新变法而受政治迫害。他自幼受过极好的儒家经学教育。如其妹夫俞大维（1897—1993）所说，他幼年念过《说文解字》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的书，“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其次，他青年时代游学欧美日本，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东方学，受过很好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由于在欧美游学多年的经历，他对欧美一般社会风尚和习气的观察也十分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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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他不像胡适、蒋廷黻、俞大维等人或出任政府要职或出使域外，他一生从未亲身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连学术行政工作都未真正参与，但他却十分关心政治，亦可以说从未与政治绝缘。他的祖父、父亲均与晚清政治关系密切(4)，而他本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均和政治人物发生各种瓜葛。如在重庆时期，即曾参加蒋介石为中研院举办的宴会。而晚年亦曾经有一段时间颇受政府的关注，陶铸副总理对他颇为礼遇。他的妹夫俞大维官居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作为学术领袖掌握许多学术界人力和物力资源和学术界主导权不同，虽然曾位居部聘教授，但在学术界并不像胡、傅那样掌握权力(5)。虽然他的文集看上去似乎都是学术文章，可是在好友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寅恪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社会风俗有颇多议论。最后，他虽然留学欧美多年，竟然从未拿过任何学位。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人非常不同。他在哈佛的同学韦卓民、吴宓、汤用彤都至少拿了硕士，赵元任、俞大维、李济等则拿到哈佛博士。甚至其他大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均拿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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