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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当然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前文已提示了哈佛中日留学生的居住习惯有所不同，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校园附近，而很多日本留学生刚到哈佛时选择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后来才住到校园附近，似乎比较谨慎，也比较抱团，可能也是生活习惯问题。不过，除此之外，两国留学生群体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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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同样主要来自两个大城市，日本学生仍然主要来自东京，来自大阪者要少很多。而中国留学生注册时表明来自上海的人最多，这当然包括祖籍来自其他地方而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留学的学生。这说明当时上海乃是教育水平较高、西学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因为学术背景接近美国，英文基础好，也比较容易被哈佛大学录取，学生进入哈佛之后，也比较容易适应。例如俞大维，他入学之后，在哈佛表现极为优异，不仅每年都拿奖学金，还能指出神学院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书中的失误(35)。中国留学生注册标明来自北京，乃是因为很多人通过清华学校的留美考试来哈佛，清华学校当时是利用美国返还的庚子赔款而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当然会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其选拔考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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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有五人在哈佛学习牙医，这是与中国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学习牙医。日本非常重视牙医，早在1890年即酝酿成立相关组织，当时牙医数量不多。至1903年即成立了牙医的专业组织，即齿科医师会。1926年改名为日本联合齿科医师会。1931年日本设立学校齿科医制度，1940年设立齿科军医制度。1907年中原市五郎（1867—1941）创办私立共立齿科医学校，这是日本第一所专业牙医学校，后来改制为日本齿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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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哈佛牙医学院的日本留学生有五位(37)。上半年入学的有伊藤春之（Ito Frank Haruyuki），加州大学1915年牙医学位（D．D．S，牙医在当时日本叫齿科），来自东京，住在亨廷顿大道706号（706 Huntington Ave．Rox.），就在哈佛医学院边上。他后来又回到加州大学，1927年毕业。下半年入学的有来自千叶县的塚本平一郎（Tsukamoto Heiichiro）和来自栃木的冈崎直四郎（Okazaki Naoshiro），他们两人都住在波士顿波伊斯顿街272号（272 Boylston St.）。老生有来自御津郡的四年级老生高塚（Josuke Takatsuka，4Dn，伊藤春之室友）、四年级增原（Taiji Mashihara），他毕业后在波士顿行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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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倒是有多人在医学院学医，基本上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们在国内上过相当于哈佛大学预科的哈佛中国医学院。当时哈佛医学院的五位中国留学生，即林文秉（1893—1969）、乐文照（1896—1979）、金铸、胡正祥（1896—1968）、吴旭丹（1892—1988）(39)。林文秉和乐文照1916年刚入学哈佛时是室友，都住在剑桥街1709号（1709 Cambridge St.）。他们都是从上海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被送到哈佛来留学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China）一共送了六位毕业生到哈佛医学院，一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每人都取得很高的医学成就。他们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资助到哈佛留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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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秉之前曾求学于东吴大学、红十字会医学院、中国哈佛医学院。除了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奖学金之外，1918年他也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哈佛校方颁发的约翰·哈佛奖学金(41)。乐文照原本在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后转入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学习医学。毕业后1922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1923年又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任教。金铸是武昌人，曾求学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再转入哈佛医学院。胡正祥来自江苏无锡，从南洋公学考入中国哈佛医学院(42)，1922年毕业后到麻省总医院从事病理学研究，1925年回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吴旭丹毕业后先后在波士顿肺病医院和麻省总医院工作，1923年回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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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留学生对牙医并不重视。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牙医始自加拿大传教士林则（Ashely Woodward Lindsay，1884—1968），他1892年到重庆在仁济医院开设牙科，后来在1917年帮助华西协和大学开设牙医科，1921年培养出第一位中国牙医黄天启，是为中国牙医事业之开端。总之由此可见，至少在牙医和齿科的发展上，日本要比中国更为领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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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虽然中国当时是农业大国，但并未有人来哈佛学习农学，大概因为当时学习农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去康奈尔，是以哈佛农学并未吸引中国留学生。哈佛当时学习农学的条件和设施还是不错的，有阿诺德植物园、比较动物博物馆、标本馆、植物花园等教学和实践辅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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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生学习农学者也不多。只有坂村徹（Sakamura Tetsu，1888—1980）来哈佛学习农学，回国后成为著名小麦专家。坂村徹来自北海道，住牛津街14号，和清水武雄住在一起。1913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士毕业后进入研究院学习细胞遗传学。1919年2月3日在哈佛注册为一年级植物学研究生。毕业后仍回北海道大学任教，1930年任植物生理学讲座教授。1941年出版《植物生理学》上、下卷。他是日本小麦研究的权威，最突出的成就是1918年首次在实验观察中发现了小麦染色体的正确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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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很早便注意美国的农学教育。1872年日本政府为开发北海道设立了开拓使临时学校，1876年改制为札幌农业学校，聘请麻省农学院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6—1886）前来主持校务，该校遂朝着美国公立大学的建设方向发展。克拉克培养了很多著名日本学者，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农业经济学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新渡户1884年自东京帝大赴美留学，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年，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新渡户在美留学期间，已获札幌农学校聘用，但要求必须获得博士学位，于是他从美国转赴德国哈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后来先后在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大任教，1918年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由上述可见日本农学一早便受到美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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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有一些学生通过考清华学校的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出国留学，学习农学。比如胡适，他最初通过庚子赔款留学项目到康奈尔大学，即在农学系学习农学，后因兴趣转向哲学和文学，遂放弃农学。中国早期受美国影响的农学家大多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较著名者如邹秉文（1893—1985）、钱天鹤（1893—1972）、沈宗瀚（1895—1980）等人。邹秉文1912年入康奈尔学习机械工程，次年转入农学院，1915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1918年任南京高师农学教授、农科主任。钱天鹤1913年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学教授、蚕桑系系主任。沈宗瀚1923年赴佐治亚农业大学学习，1924年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27年获得农学博士，回国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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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当中，以学习人文的学生较多，而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较少，但这些学习人文的学生后来回国之后个个都是名家，对中国人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几乎都是本领域的现代奠基者。而日本留学生则多学习社会科学。日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专业包括以下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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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贯哲雄（Watanuki Tetsuo，1885—1972），来自东京，住在牛津街79号。1915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学教授学术休假身份来美。1919年1月24日注册哈佛，就读经济学专业一年级。他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4—1918在东京高师任教。1919年起先后在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国士馆大学等校。出版了《社会学通论》、三卷本《维新与革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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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昤吉（Kita Reikichi，1885—1961），来自一宫（今爱知县一宫市），住在维尔街7号（7 Ware St.）。1908年早稻田大学毕业，1913—1918年任早稻田大学哲学教授。哈佛大学哲学与政府专业一年级研究生，北一辉之胞弟。他早年从新潟佐渡中学校毕业，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哲学，思想上受伯格森、李凯尔特、克罗齐等人影响。1918年6月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后来又到法国、英国、瑞士、德国游学。1922年回国，加入大东文化协会，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兼任大正大学教授。1936年参政，被选为自由党众议员。著有《战争哲学》、《近世哲学史》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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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 日本新潟佐渡两津的北一辉、北昤吉兄弟彰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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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八尺（Yasaka Takagi，1889—1984，当时住在1640 Cambridge St.），一年级研究生，由日本文部省派出，以便镀金之后回国接任东京帝大美国历史和宪法学赫本讲座(43)。他是著名政治学家、美国通，长期担任东京帝大教授，并获选为学士院会员。他也是位贵族，位列从三位、勋一等，曾任贵族院议员。此人早年从东京帝大毕业，在校期间深受新渡户稻造、内村鑑三影响。新渡户去世后，曾和前田多门一起编了《新渡户博士追忆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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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很多，这些人后来无一例外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从事学术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这些人比日本人文社科学者在本国的影响要大很多。这批学生成才率之高，举世罕见(45)。当时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历史）、俞大维（哲学）、林语堂（文学）、张歆海（文学）、顾泰来（历史）、吴宓（文学）、汤用彤（哲学）、韦卓民（神学）、洪深（戏剧）等九人。其中只有陈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大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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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位人文学者之中有三人中年以后改行。其中，恰恰是获得博士学位的俞、张两人后来弃学从政。这大概因为上个世纪前期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在国际上地位比较边缘，而知识人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急切地想要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图存，以所学知识报效国家(46)。俞大维以数理逻辑专业哲学博士毕业，因成绩极为优异而获得哈佛校方颁授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资助，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曾在爱因斯坦主编的顶尖期刊《数学现况》上发表关于数理逻辑的学术论文。1928年改行进入政界，任民国驻德使馆商务调查部主任，后主要在军政部负责兵器工业。抗战胜利后曾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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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顾泰来当时是室友。1919—1920学年上学期时，陈寅恪为二年级研究生，顾泰来为一年级研究生，他们都住在赭山街35号（36 Mt．Auburn St.），后来两人均成为历史学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顾泰来任教东南大学历史系，后来从政到外交部工作，任秘书、情报局第二科科长等职。林语堂、吴宓则以研究文学知名。林语堂曾任北大英文系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宓和汤用彤是室友，两人当时住在维尔德堂51号（Weld Hall 51）。吴宓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师（1921年改称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任教，以筹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知名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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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到哈佛之前已经受过很好的传统和现代教育，而这又与他们的教育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其中林语堂、俞大维、韦卓民均有在美国所办教会大学的学习背景。林语堂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他1912—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俞大维191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韦卓民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因为教会大学普遍采用英文教学，圣约翰大学当时更是中国最好的以英文教学的大学(47)，所以这些人的英文训练都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是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其学历亦获得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承认(48)，这对哈佛录取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再者说，这些人文类留学生当中，多人出身名门，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是前湖南巡抚，参与戊戌变法的主要地方大员。俞大维的外祖父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俞大维也是陈寅恪的表弟，其姑母即寅恪母亲俞明诗。洪深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洪亮吉之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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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日本当时派出的青年海军武官也都送到哈佛、普林斯顿进修。1919年在哈佛学习的日本海军军官有山本五十六和越智孝平。这之前被日本派到哈佛的海军军官还有上田良武（1878—1957），他1910—1911年在哈佛进修；以及西崎胜之（1883—1918），他1911—1912年在哈佛进修；永野修身（1880—1947），他1913—1915年在哈佛进修。他们都是日本派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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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作为特殊学生出现在1919年11月出版的《哈佛大学登记手册》中。《哈佛登记手册》321页记录了一位特殊学生Yamamoto Isoroku，住在157 Maple Road，Brookline，当时是波士顿西郊，现在已成为大波士顿市一部分。山本五十六当时是日本海军少佐，由日本海军省派出在驻美使馆任武官。他1919年5月20日离开横滨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主要是进修英文(49)。1921年5月5日被海军部召回，同年8月10日任北上号巡洋舰副舰长。山本刚入校时住在波士顿西郊的布鲁克林，后来搬到坎布里奇和小熊信一郎住在一起。他1919年12月1日被提拔为海军中佐。山本后来在1925—1927年再次到华盛顿任日本驻美武官。他因为颇为了解美国，当时是位亲美反战的海军青年军官，不过，他当时受德国影响，对美国人持一种“其人因被奢华生活宠坏而意志力薄弱”的认识(50)，所以认为一旦击败美国，美国人必将丧失战斗意志。当然，在哈佛时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偷袭珍珠港的主谋以及太平洋战场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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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智孝平当时作为海军大尉任日本海军省派驻日本驻美使馆武官，刚入校时也住在波士顿西郊，1919年下半年搬到坎布里奇。但山本和越智并未列入《登记手册》227页的日本留学生名单，可能因为他们是驻美武官身份。日本海军省持续派人到驻美大使馆做武官，多人去哈佛进修(51)。在1910年代，除了山本、越智之外，还有上田良武、西崎胜之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是太平洋战争时极其活跃的海军高级将领，也是获得重用的知美派人物。当时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提到校园里的日本海军留学生，一方面可能这些日本来的年轻军官比较低调，另一方面也可能他们大多住在波士顿地区，和校园生活并无太大瓜葛。但亦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留学生背景多样化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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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当时并未派出专业军官特别是海军军官到哈佛受训。中国自晚清以来政府也选送了一些学生到英国和德国学习军事，尤其是海军。清朝最后十年则随着新军的兴起，各地新式讲武堂派遣了青年军官到日本和欧洲学习军事，尤以到日本学习者为多，而到美国学习者甚少。当时毕竟清政府与欧洲列强和日本打交道为多，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是与英、法海军交锋，甲午战争是北洋水师败给了日本海军，清政府也看到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因此清政府海军军官试图去欧洲和日本学习军事，以便“师夷长技以自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可能也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教育、军事策略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