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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Hepburn Chai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见The Japan Review：A Herald of the Pacific Era，Volume 4，edited by Committee on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Foreign Students，1919，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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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前田是新渡户的门人，两人和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的父亲August Karl Reischauer（1879—1971）在东京交往密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20。又，胡适在1936年7月17日访问东京时曾与高木八尺会面；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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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当然，这之前还有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的赵元任，这之后有1920年入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的李济，也都是人中之龙。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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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于留美学生民族主义意识和实践的讨论，见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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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67～6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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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关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见熊月之、周武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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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山本在留学哈佛期间，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但喜欢下将棋和打扑克，最长的一次曾连续打了26小时扑克；他也访问了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一带的石油工业，因为他非常注意和海军、空军有关的信息；见Alan Schom，The Eagle and Rising Sun：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3，Pearl Harbor through Guadalcanal，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4，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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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John Costello，The Pacific War 1941-1945，New York：Rawson，Wade，1981，pp．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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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中也有人到普林斯顿进修，如山口多闻（Yamaguchi Tamon，1892—1942），1921—192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见Princeton University ed.，Catalogue of Princeton University，1921-1922，1922，p．339.山口多闻后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之战中与他指挥的航母飞龙号一同被美军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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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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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附录二 没有过去的历史：学术史上的日本东洋学——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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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关心日本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学处于世界中国学的领袖地位，无论在理论思想框架的建立、新方法的发明还是在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旧材料的重新审视与阅读方面都对世界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学者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很多大学并在制度上要求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日文学术材料的阅读能力。虽然对于中国而言，现在不再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学国史”的旧时代，但日本的中国学仍然是中国学者难以忽略的。今天我们尚在讨论是否有复兴国学的必要，尚在议论所谓传统国学的价值，日本学者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已经在主流学界几乎全面颠覆了其传统汉学，并开辟了东洋学以及所谓支那学的新纪元，并迅速在20世纪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研究上难以撼动的国际领先地位。认真审视日本中国学的发达史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诸层面。而本文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读本是田中斯蒂芬在1993年刊出的《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1)。考虑到当代中国学界有关近现代国学、汉学、西学的争论(2)，可以看到所谓国学、汉学等讨论在中国尚没有过去，并没有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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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基本上都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汉学和支那学，战后才有中国学之称(3)。日本的汉学和支那学、中国学研究近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视，已然渐成显学，参加这一新领域建设的中国学者很多(4)，并有很多丛书出版(5)，甚至日本学者反思中国学的著作也被译介过来(6)。许多重要的论题被反复讨论，如日本汉学与国学的关系、中国国学的说法与日本国学名称的联系、日本汉学与支那学、东洋学的关系、西方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比较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日本研究中国的历程及其历史语境。但是相当多的论著特别关注日本汉学以及中国学的贡献以及和中国的交流、和西方汉学的比较，从而忽视了其变化的内在历史机制和日本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分析。田中的著作特别注重站在亚洲以外的立场来挖掘当时日本支那学者的心态和历史语境，并同时兼顾了西方近现代学术（而非汉学）与日本近代东洋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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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现代史专家。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明治时期的审美、信仰与国家性，以及儿童史。他的日本史学术曾受益于著名的日本史家华盛顿大学的派勒（Kenneth B．Pyle）、芝加哥大学的奈地田哲夫（Tetsuo Najita）和哈鲁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7)；而此书在修改阶段也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指点，如阿萨德（Talal Asad）以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从这一名单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田中的学术背景。《日本的东方》一书获得199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当时田中任教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奖后自1994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日本研究项目主任。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是美国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学者熟悉的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在该校任教。田中认为自己没有去东大或京大学习而进了立教大学十分幸运，因为他研究的主题和东大与京大关系密切，如去可能反而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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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正如作者在撰述缘起中特别提到的，他受到当代西方学者反省西方撰述中的东方思潮影响，并以之为参照来研究所谓日本撰述中的东方，有很强的知识考古学意味(8)。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家包括巴赫金、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福柯、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这些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启发了田中思考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特别是巴赫金论发现和维护社会的多样性、福柯论思想的优越系统、塞尔多论话语中的人群、列维纳斯论真相的压制。此书虽然主要围绕日本现代东洋史的奠基人白鸟库吉的著作展开论述，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一部研究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学术思想与社会观念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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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此书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则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找到相等，包括两章，第一章从汉学到东洋史——寻找历史，第二章东西方的聚合；第二部分名为创造差异，包括插曲——差异与传统，第三章支那——把日本从中国分开，第四章支那——日本出现的叙事，第五章支那——一种话语的权威化，第六章考古学：支那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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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部分最值得注意，田中不仅介绍了他选择日本东洋史兴起这一主题的理由，还提供了一些日本近现代史的背景，并概括和提示了全书主要内容。田中指出现代化的兴起引发了观念和术语的改变，随着西方现代的发展，一些术语的对立开始分化，比如西方与东方、文明的与野蛮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高级的与落后的、知道者与被知者等。从19世纪开始，日本的主要史学家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观念，接受西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中的信仰，即所谓科学研究中存在真理、客观性和进步的可能性。而日本当时话语中的东洋成为日本学者重建历史的资源，其中又主要以支那为主。支那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使用最为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原为明治维新前使用的中国一词。作者指出，支那一词被一些近代时期许多有不同目的的群体使用，比如日本的国学家使用支那与日本来区分野蛮与文明、外与内等含义；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者用支那一词把他们和清朝政府区分开；在日本，支那还把落后愚昧的中国与现代亚洲国家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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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日本学者已经弃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仍有少数不同声音。白鸟库吉的传人、东大教授、东洋文库的理事长榎一雄就坚持使用支那一词。他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欧罗巴与亚细亚》一书中还提供了所谓坚持用支那代替中国一词的理由：中国只是中国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国家的词，外国人不需要附和使用；支那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在日本生根，早在9世纪空海大师从中国携回的佛经中已经出现，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支那成为比清国含义更广的名词；中国一词暗示了中心性，代表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文化更古老更文明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日本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所以必须区别中国和支那两个词。他坚持认为支那一词更准确，更中性，以China的形式为世界各国使用，而且明治以后在日本广为人知。换言之，他认为汉字中国一词在日本历史上使用是因为当时日本很弱，现在日本已经是现代国家，不必再使用中国一词。但是正如田中所指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支那人一词实际成为弱者和牺牲品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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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指出，东洋一词虽然不是日本学者发明，但东洋史却是日本学者的创造。东洋史的首席建筑师则是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白鸟库吉。田中认为白鸟建立了日本人的新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以东洋、西洋划分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中，日本和西洋有着同等的地位，是亚洲最发达的最高级的国家，而在文化、智识与制度结构上超越了中国。白鸟对东洋史的影响除了方法论的客观之外，还在于他把东洋史发展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综合了现代比较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田中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大正年间的关键性历史发展，通过重新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通过日清战争取得东亚的霸权，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世界强权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件是日本学者重新解释历史的背景。因为日本学者开始以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方法研究所谓东洋特别是支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比如京都帝大教授内藤湖南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中国学生运动之后谴责中国青年对于历史和时局的无知，他认为他知道何事对中国最好，而中国学生不知。他们对于自己东洋知识的优越感体现在这种现实处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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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库吉是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人，他的老师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是兰克的弟子。里斯二十六岁受聘东京帝大讲授历史和史学方法论，强调所谓史学客观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白鸟的东洋史学。这种对客观的追求使得东洋史学的第三代、朝鲜史学者旗田巍称东洋史为所谓“无思想的史学研究”。当然，对这种东洋史的批评还有很多，比如缺乏阶级意识等。这可能跟“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史学影响很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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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十一 白鸟库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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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研究了白鸟参与的一些日本学术界的论战，并通过分析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来进一步推测白鸟的心态。比如他特别研究了白鸟库吉和林泰辅讨论中国上古史(9)，和井上哲次郎讨论日本的起源、和内藤湖南讨论雅马台的位置。田中的主要观点认为东洋史试图把日本和中国分离，离开所谓中国文化的影响；把儒家从经学放回史学，关注儒家的历史发展，而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田中认为东洋史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把已经逐渐进入现代国家的日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等各方面和中国进行分离，从而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西方列强不仅在科学技术和政治组织层面平起平坐，并在文化和文明开化上作为亚洲的优越国家藐视其他尚待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从田中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东洋史的兴起其实和当时明治以来的政治变化分不开，也和日本近代学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心态分不开。田中指出，京都学派的早期开创者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比中国年轻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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