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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东方学在研究中国周边民族、语言、宗教研究方面，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并非高不可攀，日本也培养出许多著名学者，印度学、伊朗学自然不必说，而回鹘突厥研究有羽田亨、庄垣内正弘、山田信夫、护雅夫、百济康义、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等人，西夏文有西田龙雄，藏学有山口益、佐藤长、上山大峻等人。如果说东方学日本学者只是可以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基本上在方法上、理论框架上尚借鉴西洋，而东洋学则可以在提出问题、发明新模式和发掘史料三方面均傲视群雄，独成一系。虽然前文我们提到“二战”前西方东方学的领先地位，实际当前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宗教语言物质文明等研究领域无疑也仍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而现在追赶起来更为困难，除了熟悉亚洲古代语言，更需要精通至少英、法、德、日、俄等目前通用的学术语言，方可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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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其实是比较独立地发展出自己别具特色的东洋学史学传统以及中国学传统，其学术来源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现代学术观念、理论与方法，绝对不是西方的汉学。梁启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在《中国之旧史》一文中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反观今日所谓复兴国学的争论，中国史学也正是因为这种所谓固有的传统，其现代化更难。日本的汉学能走出传统，固然是其国家民族逐渐迈入现代使然，也和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接受所谓西方科学史学方法反省日本传统汉学有关。今日中国欲提升中国研究的品质，恐怕引入和研究日本、西方汉学根本不够与其抗衡，而更应该注意其背后蕴含的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背景，从而发展出中国学界自己的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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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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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国学史的研究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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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诸葛蔚东：《战后日本知识界与中国》，载《北京大学学报》，41卷1期，2004，92～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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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从事文化研究的孙歌，代表作如《日本汉学的临界点》，《世界汉学》，第一辑，1998，收入《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15～246页，南昌，江西出版社，2002；《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从事日本汉籍流布调查和日本中国学史研究的严绍璗，代表作如《日本的中国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还有李庆所著多卷本的鸿篇巨制《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4。其他还有不少零散文章。在台湾，近年旅日回台的学者陈玮芬发表了许多有关日本东洋学的著述，如对斯文会的研究，参考《“斯文學會”の形成と展開——明治期の漢學に關する一考察》，载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1995，21号，86～100页；《和魂与汉学：斯文会及其学术活动史》，载《原学》1996，第5辑，368～383页；《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會”と“孔子教”を軸として―》，福冈市：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试论》，见《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357～395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由“东洋”到“东亚”，从“儒教”到“儒学”——以近代日本为镜鉴谈“东亚儒学”》，载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东亚文明学刊》，2004，第1期，201～232页；《“汉学”、“儒教”、“孔子教”与“支那学”——“儒学”在近代日本的表述及相关的宗教性论争》，载《新哲学》2004，第3期，109～130页；《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如此书23页云“汉学家们先使用‘东洋’这个语词，寻求与‘西洋’平等对话的可能，并凸显‘支那’的非近代性，把日本当作东洋文化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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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持出版的《国际中国学文库》，其中包括多种日本中国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内藤湖南研究》、《吉川幸次郎研究》、《津田左右吉研究》、《服部宇之吉研究》、《德富苏峰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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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沟口雄三著，李苏平、龚颖、徐滔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葛兆光：《重评9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12月号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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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入江昭的父亲是日本著名国际法专家入江启四郎，而入江昭本人是赖世和和费正清在哈佛的学生，其岳父为日本著名法国文学专家前田阳一（1911—1987）。前田1934年留学法国，并任日本驻巴黎公使馆副领事，在巴黎辅导留学索邦大学的赖世和学习。前田阳一的父亲前田多门（1884—1962）则是赖世和父亲在日本的好友。前田多门早年求学于东京帝大，深受新渡户稻造和内村鑑三影响，参加了内村组织的圣书研究会，晚年则和新渡户一起加入基督教教友会。多门曾任日本驻纽约文化会馆馆长、新潟县知事、日本文部大臣。前田阳一系其长子，阳一执教东京大学时，受其影响较大的学生是大江健三郎。前田多门的长女是留学美国的精神科医生神谷美惠子（1914—1979），次女势喜子嫁给企业家井深太。井深太和盛田昭夫系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的早期创始人，该会社即索尼公司的前身。前田则是东京通信工业的第一任社长，但实际事务由井深和盛田负责，前者负责技术，后者负责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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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广达先生指出，20世纪一些西方学者出于与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深化接触，开始越来越自行质疑西欧中心论，考虑西方的重新定位，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把“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纳入研究和著述之中。他举英国剑桥大学的Jack Goody为例。见张广达：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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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庆在《日本汉学史》中对于所谓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有所讨论，并暗示了其对于顾颉刚的影响；而贺昌群则认为二者实际是殊途同归而已，不存在影响的问题，他指出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也。”见《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载《贺昌群文集》，第一卷，4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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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本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所论说；如子安宣邦指出的，“政治的言说”和“学术的言说”相交织不仅是京都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认识——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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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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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虽然吉川没有提示，但这位美国学者很有可能是指埃克尔（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埃克尔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亚洲艺术史家，曾任职史密森尼博物馆，翻译编辑出版了多种著作，如《若干唐以前及唐代绘画著作》（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tr．and ed．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Leiden：E．J．Brill，1954），翻译内藤东一郎的《法隆寺壁画》（Naito Toichiro，1897-1939．The Wall Paintings of Horyuji．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 and Benjamin Rowland，Jr.. Baltimore：Waverly Press，Inc.，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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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吉川幸次郎：《アメリカの支那学》，见《支那について》，127页，大阪，秋田屋，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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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附录三 日本中古史巨擘黑田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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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俊雄（1926—1993），日本中古史学界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他所提出的一些革命性和极富争议的理论可以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日本中古史的面貌，并且促进了学界重新考虑中古史的许多问题。1994—1995年，日本京都法藏馆出版了八卷本的《黑田俊雄著作集》，使我们有机会在黑田俊雄逝去不久即能一窥黑田史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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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田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但日本以外的学界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开始慢慢了解他的学术贡献的。1996年由西方学界最有影响之日本宗教研究刊物《日本宗教研究学刊》（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刊出“黑田专辑”之前，只有三篇展示黑田史学的英文论文，而这个专辑则选译了五篇黑田最具代表性的论文，试图全面介绍黑田史学的大纲。中文学界似乎还缺乏对黑田史学的介绍，他的作品值得组织人员翻译出版。这对于理解日本中古史，理解日本宗教与社会将会有很大益处。而中国与日本在中古史方面或有相似之处，或能借鉴其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中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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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黑田俊雄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东砺波郡庄下村大门，他的父母是净土真宗派虔诚的信徒。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黑田逐渐对于宗教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1945年春季进入京都大学学习。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使黑田得以逃脱服兵役的命运，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1948年，他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题为“真宗教团史初考——特别是社会生活与信仰之关系”。这篇论文的一部分修改后于1959年发表。毕业后，黑田进入京都大学研究院继续读日本史方向的研究生，同时在附近的一间中学教书，直至他1951年从这个中学辞职。1951年以后他全力专注于研究生学习。在此期间，黑田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注重庄园制在日本中古史中的作用。1955年他没有得到学位即离开了京都大学研究院，在神户大学教育学部任专任讲师。1960年任教育学部助教授。1961年转往大阪大学任助教授，1965年任兵库县伊丹市史编纂委员，1967年任历史科学协议会代表委员。1975年升为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并担任日本科学者会议大阪支部事务局长。1979年担任大阪大学评议员。因他在史学上的杰出成就，在1983年被大阪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即《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1984年担任大阪大学文学部长，1989年从大阪大学退休，改任私立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1991年转为大谷大学特任教授。199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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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出齐的《黑田俊雄著作集》一共八卷，现介绍如下，以便略窥其著述的规模。第一卷“权门体制论”，包括共包括三大主题：权门体制的提出与展开，权门体制的基本问题，权门体制与天皇。第二卷“显密体制论”，分四方面内容：显密体制的展开，日本佛教的展开，显密体制论的立场，宗教史方法。第三卷“显密体制与寺社势力”，也有四方面内容：显密佛教与知识体系，显密佛教与镇魂，寺社势力的展开，显密佛教的周边。第四卷“神国思想与专修念佛”，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中世国家与神国思想，显密佛教与一向专修，亲鸾与莲如。第五卷“中世庄园制论”，包括三方面内容：庄园制与封建制，庄园社会论，庄园制与亚细亚的社会构成。第六卷“中世共同体论——身份制论”，包括两个主题：村落共同体的展开，中世身份制极其相关问题。第七卷“变革期的思想与文化”，包括：建武政权与南北朝时代论，中世的历史观，中世文学的人间形象，日本文化史（中世）序章，中世的国家与社会。第八卷“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主要是些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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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俊雄的著作涉及面十分广泛，日本中古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思想等都是他关注的主题，而他建立的两大理论则是他试图用来解释整个日本中古史诸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的主要贡献。这两大理论就是：权门体制和显密体制。黑田阐述其理论的主要论著包括《中世的国家与天皇》（岩波书店，1963）、《庄园制社会与佛教》（京都法藏馆，1967）、《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岩波书店，1975）、《中世寺社势力论》（岩波书店，1975）、《寺社势力——另一个中世社会》（岩波书店，1980）、《王法与佛法——中世史讲图》（法藏馆，1983）等，以上诸书均见于《黑田俊雄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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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门体制认为，日本中古史的社会政治秩序完全由三大权门控制：公家、武家和寺家。公家指天皇帝室与上层贵族，武家指幕府势力及依附于幕府的武士阶级，寺家指那些大型寺院势力。他们都是以家族或类家族结构世代相传而组织起来的力量，通过控制和争夺经济生产的组织化单位——庄园来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些势力大多盘踞在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尽管偶尔是相互争夺资源，但通常是以合作的方式实现统治中古社会的目的。这个权门体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史学界把中古史看成是“武士时代”的看法，它使得中古史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贵族和寺社在挑战镰仓幕府权威过程中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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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门体制重新定位了日本中世纪国家中的宗教。它把宗教放到国家统治机构同等地位上来考虑，的确是别出心裁，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在黑田看来，在日本中古史上，宗教不是简单地寻求出世和思想上追求一种在国家权威上的边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重要一极。这个看法就体现在他的“寺社势力论”一文中。同时，黑田还通过清理传统学术史，从史观和方法论上强烈批评传统史学界对日本宗教史的看法，认为他们的看法受到两方面的扭曲：一是德川时代以来以宗派佛教为中心的现实使得人们考虑中古宗教问题时，也以德川宗教为标准力图区分出佛教宗派；二是明治时期的神佛分离运动使得人们相信神道和佛教在历史上就已经有了清楚的界限。黑田极力反对这种为现实和历史扭曲的史学。他对于宗教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使得他在很多方面大大修正了传统佛学学术的看法，超出了传统佛学专注于教义与教团传承研究的范围。他关心的是宗教教义和实践是怎样来满足寺社势力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下层民众是出于什么自身利益考虑来接受佛教教义和实践的。应该说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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