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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母子从北平到云南，计划了将近三年。这一路也经历了不少苦难。原定的方案是我们从香港飞往缅甸，再坐汽车去昆明。开始，舅舅陪伴母亲和我坐火车到上海，从父亲的单位——国立北平研究院设在那里的办事处得到了帮助，折腾了半个月之久，才买到去香港的机票。但到了香港，经多番努力还是没能买到飞仰光的机票。母亲没有熟悉的人，孤儿寡母奔波了多日，最终下决心买了离开香港西去的汽车票。父亲收到我们离开的电报不久就赶赴曲靖接我们了。而我们却在路上走走停停地换乘了几个“大鼻子车”，还有一段路程是在越南境内，行程缓慢。沿路打电报又极其困难，当我们到达时，父亲已经等了五六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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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38年年底到达昆明后的第一张照片。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款待刚到昆明的人员看电影，父亲在新落成的电影院拍摄了这张照片，并立即把它寄给了母亲。此后随着物资的缺乏，拍照的机会就很稀少了 母亲和我，摄于1941年离开北平前夕，把它寄给父亲之后不久，就接到了来昆明的通知。在母亲带我们返回北平时，这张照片奇迹般被带了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我抱起来时抱得很紧。二十多年后当我也有了儿子，也经历了和妻儿异地居住再相见时的情景，我才体会到，紧紧抱住自己儿子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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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会分开了。”我长大后听母亲讲，那次相见时父亲曾向母亲郑重地许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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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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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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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先带我们来到昆明市区金马寺的碧鸡街。那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多为二层小楼，楼下是店铺，楼上是老板的办公室，有的店家还有后院住人。在这密集的街店里，有我们老家河北高阳县仝和工厂在昆明设立的“布庄”——办事处。父亲原想在这里只住一天，暂作休息。但第二天正逢中秋节，晚间街道上有传统习俗耍狮子，就特意多住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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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街面人头攒动，舞狮子的队伍挨家挨户从这头舞到那头，做各种表演，高潮都是由狮子大嘴里伸出一只手，设法抓到各个商店赏的红包。许多商家人员都是站在二层楼的外过道上，手持一个悬挂大红花的长竹竿，花里面捆有装钱的红包，来回晃动，舞狮队则要千方百计抓到。此时，围观的观众时而为舞狮队出主意呐喊，时而为举竹竿的人大声加油。在这传统节日里，我们的民族依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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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队来到了仝和布庄，这里的竹竿更长，花朵也更大，成了整条街的焦点。一个店员用力晃着竹竿，但舞狮队却早有准备，几个人紧紧抱起一根粗竹竿，双人扮演的狮子爬到了顶端，眼看就要抓到红花了，观众大声呼喊着。突然，父亲喊了一句“让我来”，并迅速把竹竿抓了过来。他的高个子和长臂膀，让局面立刻转变，狮子筋疲力尽也没成功，从顶端退到地面，研究对策，观众们一阵嬉笑议论。不一会儿工夫，一个长梯子移了过来，气氛再次达到高潮，狮子使用了它的最后一招，向上跳跃，但父亲也相应地跳一下，嘴里还喊着“给你”，如此几次之后，父亲才静静地让狮子得胜。在楼上楼下的欢呼声中舞狮子的人大喊了几声，大概是些祝福的吉祥话，以示谢意。仝和员工都很兴奋，父亲一边下楼一边开怀大笑，还和员工们说，我不舍得让他们再劳累了，他们也真有力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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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虽然我看过他多次的喜悦，但总觉得远远比不上那一次。母亲说，他少有这般开怀的甚至是有些孩子气的兴高采烈劲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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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那次团聚开始逐渐形成的。此前父亲母亲的事情，多是我成长之后逐渐从别的大人们那里听到的和串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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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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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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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母亲在闲谈中逐渐告诉我许多老家的往事。父亲却说得很少，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讲得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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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后延到1937年，有人将其比喻为黄金期或现代化萌动期。众多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脱离蒙昧，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卓越人才。仅以教育界为例，就有蔡元培、范源濂、梅贻琦、张伯苓和李石曾等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之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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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冀中平原，不起眼的高阳县却出现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竟成为了留学法国、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的“赤潮”发源地之一，这和人才辈出的李氏家族有关。1907年，高阳人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第一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豆腐公司”（那时，法国经济困难，牛奶价格很贵，李石曾把在高阳老家学来的豆浆、豆腐制作技术引入法国，受到欢迎）。他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四十多名同乡青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行“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方法培养人才，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二是高阳县的纺织工业和民族资本也在迅速发展，李氏家族曾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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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在保定东南30公里，据高阳县档案馆记载，1943年，全县面积361平方公里，人口14.9万人。现在面积470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父亲的老家北沙窝村，就在县城西侧偏北两公里许。母亲的老家西河屯，又向北两公里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都成了高阳县的近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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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及其附近的安国、博野、蠡县、定县、完县等地，轻碱地较多，很适合种棉花。这种棉花纤维长，能织出32支的精布，曾被称为“天津棉”。当时天津为进出口口岸，所以优质商品出口后往往被冠以天津的头衔，如河北泊头盛产的鸭梨，出口时冠以天津鸭梨的名字。建国前最盛时期天津棉的产量可达每年400万匹，占河北省纺织总量的四分之一。产品甚至远销到蒙古、东南亚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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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姓大家族开办的仝和纺织印染厂，始于1916年。当时我的大伯父苏秉衡和他的堂兄合伙从天津买来了一台日本的“楼子机”（提花织布机），开始织造提花布，年年获利。这是高阳布业从传统土布走上现代机器纺织的开端，带领了高阳北沙窝村提花织布业的迅速发展。不久，我的二伯父秉杰，从高阳甲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家，开始专攻图案设计。三伯父秉璋在保定著名的商号“裕丰泰”做学徒期满回来。人力兴旺。1921年，在我祖父苏绍泉的主持下，我的三个伯父共同组建起仝和工厂。全家竭力筹集了8000大洋，购地15亩，盖房，购买楼子机32台，招收工人60名。厂子大门的对联是“仝心勤织纺，和气乐经纶”。经营麻丝，织提花麻布，又浆又染。“七七事变”前夕达到鼎盛，还在南边建立了25亩地的“南厂”。南织布北漂染，全部资产达二十多万银元，人员达四百多。成为染织兼备、工商并举的大型织染工厂，位居高阳布业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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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和的外庄和商号，设于天津、许昌、汉口、徐州、潍县、西安、洛阳、昆明等地。仝和工厂的一些原料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后用日本洋行送来的麻丝。颜色用德国德孚洋行的品色和化学色，特聘设计师李相波改进花色图案，创出“渔翁得利”“孝感动天”“双龙珠”等知名产品。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推陈出新，是个奇迹。此时恰逢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唯独中国例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高阳县一带依然蓬勃发展，曾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20世纪末，美国学者仍在研究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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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是农民，他沿袭着祖辈的传统兼做些土布和棉花的小生意。祖父苏绍泉是秀才，在村子里做私塾先生，后又到县城里教小学，在村里和县城有较好的声望。他有意识地安排四个儿子的成长和就业，带领着几个儿子从染布作坊起家，逐步办成大厂。在他和我祖母的协调下，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融洽。他的管理能力和大局观，对四个儿子，尤其是老三和我的父亲老四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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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和工厂漂染厂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