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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过去，依旧能在一些老人那里听来一些苏家和仝和的佳话。当厂子里有了发电机后，众乡亲都很羡慕，于是我三伯父（那时称他为三掌柜）决定，给每户人家安装一盏照明灯，不要钱。1924年至1930年，家乡遭遇水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三伯父就在春节前给每户都送去了粮食。南区厂子门外拴有一匹牲口供农户使用。又如，曾有两次清早在厂子的大门口，放着被遗弃的幼婴。三伯父就慷慨出资把他们寄养在老乡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天长日久，苏家人的口碑好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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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年老得第四子，心中十分欢喜，觉得前三个儿郎都能派上用场，便更看好老儿子，希望后起的老四更有作为。祖父曾对我祖母苏阎氏满意地说：“老四的天庭饱满，灵性绝不比老三差，‘三岁看大，十岁看老’嘛，你记住我这句话吧。”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更是一心扑在老三和老四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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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高阳人很有闯劲，不但表现在织布生产，还表现在出外经商中。除了保定、北平（前门地区）和天津（三条石地区），有些高阳人还跑到上海虹口区一条小街上做布匹买卖，这就是高阳路名称的由来。高阳路距离荣毅仁大家族和纺织厂（现在是上海纺织博物馆）不远（约六公里），这让高阳人很早就开始关注荣家的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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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大家族和苏家是世交，曾有几起婚配佳话。现保存于高阳市区内的李鸿藻故居，与仝和工厂相距约2.5公里。巧合的是，我父亲所上的中学（现为保定一中）距离李石曾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也是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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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曾问过三伯父，厂子为什么起名为“仝”，而不是同志的同。他喜形于色地问我：“铁路局的标志是个火车头，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发明标记的人得到了几千斤小米呐。”我说我知道，像个火车头。他又说，它上面是个人字，下面的铁轨像是个工字，合起来是工人，构思巧妙。咱们厂子的仝字，不也是工人二字吗，思想很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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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不分家的“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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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冬，工厂正处于空前发展期时，祖父病故。料理完后事不久，也就是春节后的一个晚上，由祖母主持召开了全家会议，讨论是否分家，很快地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分家”。“分家”的具体内容由刚上初一的父亲执笔，他们四个兄弟签字认可，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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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的全部财产在近期做出估价后，资金并不分出，依旧统一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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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现在的资产均分成五个账户，相当于五个股东。他们兄弟四人各一份，祖母一份（含她自己愿意时用来接济她的两个女儿），按年度分红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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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份都可以随时自由取出，但只能用于自己的生活，不能私自另设门户或向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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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对外公布：苏家的分家方案昨夜完毕。众乡亲还是很惊诧，没料到分得那么快，尽管都知道苏家的大家庭关系融洽。父亲在他晚年时曾向我们说：“苏家兄妹自始至终从没有红过脸——这就叫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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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厂内资产评估完毕，正式建立了五个账户。自此父亲可以使用这笔经费了，但实质性的使用是在他1928年到北京求学之后，以及此后支持母亲在北京读完高中。他自己的和祖母的那些蓝布封皮的七八个账本曾在我家里保存，我上中学时常常翻着玩：纸面浅黄有印制好的红色竖格子，毛笔字很棒。第一页写有编号，会计是谁，年终时审核人是谁。以下就是正页：每个竖格分为三个格，分别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因何目的取走了多少银元，谁来取的。却没有本人的签字——由此可窥见当时民风的质朴。年底时，在一底页注明：总计本册或本年花费了多少，节余多少，分红利多少，净余多少。这些账本一直到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才被母亲紧急销毁。再有，父亲在斗鸡台考古出现了经费极其短缺的状况时，仍能坚持把后期的工作圆满完成，就是因为他动用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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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军侵入冀中地区，工厂陷入侵略者之手。工人失业，厂内设备被拆散夺走。苏家只有不多的流动资金在手里了，自此各个股东都自觉地不再支用这些经费，以支持我三伯父在后方惨淡经营布匹买卖的运转，也指望在西安能从建立织布厂、筹建制革厂、筹建猪鬃制品厂等重新做起。三伯父全家也搬迁到西安了。此后虽然经过各种努力，新工厂始终没有再建起来，直到1954年彻底收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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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父还带着独生子和护厂用的枪支等，携同部分职工约二百余人参加了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将军率领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二伯父的独生子苏润之参军后不久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去世，已安息在老家的烈士陵园里。大伯父也在家赞助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打伪军，做过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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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接管这个厂子，后来高阳县又是国共展开拉锯战的地方。1949年后，这个厂子归当地政府管理，给我大伯父、二伯父家每个月几百斤小米——有时近一千斤小米，相当于“赎买”了这个厂子。厂子的办公室等房屋，曾多年用作村政府（镇政府）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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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种种事情我听起来总有些神奇和不解：在老家，我们苏家就那么有人缘？纺织厂能有如此的奇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一次次地回到父母的故土，和老乡们、领导们攀谈，在大槐树下久久沉思，我内心受到震撼，所有事实要比父母说的还要充实感人。这才知道，他们在向我们提老家往事时，都是轻描淡写、低调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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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北上求学：他的第一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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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保定读书的情况，他几乎没有说过。反而是1950年间，大伯父当上了高阳县的政协委员，高兴地来北京探望和观光。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顺口说：“你爸自幼爱念书，很小就能背诵三字经，从上小学起要徒步走到县城里，来回各走五里地也乐意。你爷爷虽然是教书的，却并不想让孩子们总是一味读书，怕读成了书呆子。但你爸爸有灵气，老师一说就领会了，还喜欢在大人们说话时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你爷爷对他这个乖巧儿子特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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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父还告诉我，父亲进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家里人都看出来了，这个家业早晚要交给他的，对此大家也充满了期望。在父亲进入高中时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他选择了住校，开始锻炼生活自理的能力。后来我得知，第六中学校风好，师资力量强，曾培养了生物学家牛满江等许多有才华的人。它就是今天的“保定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距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所在地（旧育德中学）约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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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中学时代赶上了五卅惨案，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学校空气消沉，《大公报》《国闻报》应运而生。“我经常阅读，合自己口味。对第一次大革命至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历史，当时全不清楚”。虽然他说没能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是因为报纸的报道不全面，而且说自己读大学时期的表现为中等偏左，但是我从他的一系列表现看，觉得他该近于左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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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单身北上求学，遵循祖父生前的遗愿，带着他的母亲和哥哥们的重托与期望：振兴家业，实业救国，应做出比他三哥更辉煌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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