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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至交校友俞德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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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潭的南边，有个昆明植物园，它的前身曾是静生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我最早看到这里的园长俞德浚先生，是在他的工作室。他中等身材，稍瘦，身穿西服，精力充沛，话语不多，整日埋头仔细查看数也数不清的植物标本。他的四周堆满了存放运输植物标本用的木箱子、盛放树叶标本的展柜，还有粗大树木的横切面，像个大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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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父亲北平师范大学的老校友，生物专业，生于1908年，比父亲大一岁，毕业则比父亲早三年（1931年）。由于他的成绩很好，因此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上两年预科，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母亲说在抗战爆发前，他已经做出了优异成果并担负了很重要的职务（时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后又兼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他采集了几万件标本，能记住上万种树木花草的名称，得到很多人包括外国学者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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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俞伯伯，所习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家乡不同，却成了好朋友。他们的交往始于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交谈中，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并都因为功课好受到老师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迁往大后方，我们两个家庭也建立了友谊，并延续了两代人之久。一次，我们两家孩子一起玩耍，俞伯伯给了我们桃子吃并说：“桃子原来只是咱中国有，后来才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也要设法把一些外国的好植物品种引进到咱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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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俞德浚（摄于1931年，俞伯伯毕业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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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俞伯伯的故事。他家境贫寒，在大学期间因出色表现受到了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的好评，毕业后先是在胡先生手下工作，做出了明显成绩。他敢于冒险，在有土匪、有军阀混战、有瘴气等生命危险的崇山峻岭中，人背马驮，深入四川、云南境内原始森林，和当时还很落后的凉山彝族部落首领结识，掌握了西南地区的野生植物品种，采集了两万多件珍贵植物的标本（其中有322种为新发现的品种）。其中许多植物的叶、根、果实标本，至今还在北京和南京的植物标本馆展示，并和国外作为交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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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带我到俞伯伯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着他整理标本。后来我才懂得父亲是在有意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直到1983年还向他了解了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俞伯伯在回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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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琦学兄惠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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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10月）26日大礼，饮同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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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问区系一词，原文为flora，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植物群，与动物区系fauna一词相对称。现代植物群可用，古代植物群当然可用。flora一词另一译名为植物志，源于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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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之见，父亲思索和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一定是从植物分类学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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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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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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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很单调的，就是埋头写东西，看材料。一同工作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他们也议论些什么，徐老伯常是主要的发言人，偶尔还会站起来，或者背着一只手在房子里边走边说。我儿时的印象里，这就叫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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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徐旭生先生倒是能和庙里的老道士谈得来，几次我见到他们在院子里意味深长地细细叙谈，绝不是一般的寒暄聊天。我长大后才知道，这两位学历史的人还真懂一些佛学、道教伦理和禅学，能讲些哲语或故事。后来父亲还告诉我：“那个道长（住持）很有学问，可不要小看人家，他曾回答我说：‘你要想学习道，进而明白道，首先你的内心要净、要空——去除繁琐的杂念；心虚了，道自然就会在你心里生根，之后才能悟得大道真谛。’我那时正长期地苦思苦想，经他一说，我明白了，我得去除杂念静下心来，于是我要寻找的道理——类型学——自然就进入我心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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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伯伯有一间工作室，是座建在密林中的小房子，很像童话故事里的情景。他常在那儿一面看那些标本一面做笔记。父亲好像看得很入迷，对他说，我羡慕你，你有这么多财产。父亲也带我在静生植物园里，看俞伯伯的试验现场——花卉暖房，还有两间和蔡希陶先生亲自砌出的烤烟房，还有养殖洋狗的犬舍。有时两家串门时也聊起这些。原来俞先生和蔡先生，为了筹集到野外考察的经费，想了许多办法：引进并培育“大金圆”的优良烟叶品种，培育它适应云南的土壤气候环境；自己动手繁殖稀缺的花草，又在昆明市区开了个花卉商店出售；繁殖宠物狗和鹦鹉到市区去卖，等等。几项措施都得到了不错的经济成效。特别是第一项既得到了经费，也是工作的一个目的。近半个多世纪来，云南省烟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他们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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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这些努力和经费收入很关切也很羡慕。他曾对俞伯伯说，可惜我没有你们这样的本事和条件，我挣不到钱呀。原来父亲的心思，是幻想也能运用什么办法筹集到一点费用，到云南偏远地区搞些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环境的调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艺流程、土法炼铁的过程调查等。此前，当他听了俞伯伯讲述的有些彝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时很着迷。俞伯伯举例说，他想送给彝族头目一些礼物却遭到拒绝，因为头目说他无法将这个礼物均匀地分给他的手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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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父也从西安来过昆明几次，这时他已把家安置在西安了。父亲曾鼓励他，可否将仝和工厂的昆明办事处转为西北地区（西安—成都—昆明）布匹类买卖的店铺。但因交通不便，常遇土匪，几年下来没有盈余。后来又曾试图做猪鬃出口东南亚生意，投资多次也多是亏本。接着，又被一个骗子以一大批布匹生意为名骗走了相当大的一笔款，伤了元气。这件事对于办事一向精明的三伯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久久不能忘怀，成了精神和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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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多次隐约设想过从家庭方面再次得到财力支持（提取他股份内的资金），用于云南地区小规模的“自费”野外考古调查。限于那时云南境内的社会环境，野外考察必须雇工并携有枪支，携带马匹、马夫，集体行动，这和我们现在的出差面貌相差很大。俞伯伯也一再告诫我父亲，去野外没有四五个人是绝对不行的，疾病、土匪、极度艰难危险的路途、和当地的头目结交，都需要财力、人力。而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能按时发出薪水就是最核心的工作了，连办公用品的费用都极少。后来父亲告诉我，南京的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倒是有微量经费，能做些野外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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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只能有机会时，多向老乡们询问。诸如山村里手工制陶的方法，泥制烧炭炉子的打制方法，手工打制银器、磨制玉器饰品的方法，农民家里留存的老式陶罐的形状特点等。他还很注意查看村民妇女衣服帽子上刺绣的图案花纹，那时蒜村的妇女衣服都是上身为蓝布，在袖口和下襟处有手绣的彩色图案——都是花朵类图案，帽子上也有些图案。我后来回想这些，起初以为父亲是为了三伯父织布图案的设计，后来才懂得他是在了解古代人对于花朵崇拜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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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得知云南那里发现了不少新器物，感慨道：可惜呀，我当年没得到机会去各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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