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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组织轮廓还一无所知，这几日严慕光正同几位正副院长找总办公处的处址。严将任办公厅主任虽以事务为主但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不在副院长之下。旭（指徐旭生）老是完全被关在门外了，任何消息也一概不知，史所的将来，如华大四部，中研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几个单位要归并是想当然的。中研、平研的几位现有研究员中，我看没有能够出来做领导者的。如果不出在华大，或正副院长兼，恐怕非也另找人不可。所以此所未来变化尚多，尚难臆料。考古部到底是归科学院抑或文化部，从理论上说二说一，一样的有理。从趋势上看也难说究竟。我所对此问题都负有责任，不到水落石出，是不放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考古部门能成为独立单位，而与文化部的文物处人事上打通，如此，不论在科学院或文化部，就均易与博物馆事业打成一片了。余容绪陈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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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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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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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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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示意。陶孟老廿五日曾到史所来。作为就任副院长后第一次视察，了解情况。弟问他，见到夏作铭了吗？孟老支吾答复，对老夏大概有些不满。西谛先生没来找我，我也没去看他。向公也多日没有见晤。听裴公说，向答应暂时兼文物局工作。科学院的轮廓，上次信中提到一些。看来“兹事体大”，而在文教委员会内，以科学院问题最多，不似教育部之有华北政府旧底，文化部之新起炉灶，由科学院的组成来看，旧的势力还很大，新的生机尚待培植。依唯物辩证法的法则，离发展阶段还远。“所”的正式组织是否能在年内成立，看不透。现在只是就旧机构来计划明年工作。平研史所的明年计划，是要旭老的主张，组成两个调查队，一个发掘队。调查队去山、陕和甘、宁，由弟与静如兄去山、陕。旭老、冯伯平去甘、宁。孙文青、何乐夫去斗鸡台。由弟看来，这计划批准的可能性极小，旭老“白日做梦”而已。计划中又说拟聘韩儒林来所云云……这事不提，静观待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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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内的三处是图书、博物、文物。“古物”是原拟的名称，周总理说：“古太多了，不要净管古的。”所以改为“文物”。“考古”一词大概从未采用过。你所提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我所知，和裴公的了解，答复如下：（一）穿制服的多半是公家发给的，供给制的（人）不屑说了，我看旧西服还是把它穿完再说吧。（二）文物局现在团城挤着，正进行着收回大高殿。（三）眷属或个人住处是绝对负责照顾的。不过眼下由于房荒严重，满意的解决，恐怕短期间还做不到。所说，文化部和文物局都在进行买房作宿舍。局长级大概由部负责。处长级大概由局负责。兄的问题，恐怕只可由郑公先为你找一个临时住处，慢慢解决。（四）薪给问题，听到的是，专门人才照专家待遇，不受“官级”限制，换言之，即教授仍然是教授待遇，而在事业部门中，如裴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中，用人更可不受部之限制，如技术人员。（五）文化部的局、处长待遇我还不清楚，科学院的办公厅主任，听说是1000斤大米，处长级为800斤。教授级为800～1300斤，平均1000～1100斤，但教授薪在整个政府中是最高的，将来怕有降低之可能。弟薪为1000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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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上。敬候安好。详情可待郑公南来时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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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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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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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王振铎先生受命从南京调来北京，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按父亲事前的建议，他早几天来北京，且先在我家住几天，再到文化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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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从南京邮给父亲的著作，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对方（寄于1948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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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很高兴，为他的起居提前做了精心准备。在长时间的交谈中，王伯伯说了许多南京那边史语所和博物院等在建国前后的往事，父亲介绍了自己对北京学术界和一些学术领袖的见闻和感想。我还记得王伯伯说过，有人曾建议让裴公（文中）和父亲一起来抓文物工作，父亲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摊子不必挪窝。王伯伯自己则很想进入北京的研究所工作，他在南京绘制了好多图件都是关于古代仪器发明方面的，还从行李箱子里拿出了几张给我们看。我记得图片画得很精巧，是用铅笔画在半透明的硫酸纸上面的。父亲最后很着重地说：“这些（设计和图纸）就是你的，更是国家的宝贝啊。这个大方向极好，你许多方面的条件比我好（指有重要行政职务），你肯定能比我做得好，放心大胆做就是了。”此后，俞德浚先生回国，父亲对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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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伯很敏感地注意到了贝勒府的文物价值。第二天，就让父亲带他在整个大院查看了一遭。他说，院落布局很有讲究，里面定有许多故事，该建成一个小博物馆，至少目前可以作为文物单位的办公地保护起来，让你们来住太可惜了。他粗略丈量了我家的房子，说，屋檐向外延伸的比例很科学啊（他告诉我：在春分时阳光开始不再照到大玻璃窗户，秋分时开始照到屋内，冬至时阳光能斜射到屋内的北墙）。他还多次提到这里的结构和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的院落的联系和区别，又反复地说，固然你们很幸福，但还是该物尽其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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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向他讲了自己的一个小调查。沿着西直门大街，至少曾有五个皇室要人的住所“像糖葫芦那样串接在这里”，致使这一带居住的旗人较多。这个大院西墙外的胡同，名叫“高井胡同”是有来历的。从前在胡同路边一个空地处有个公用的水井，水质好，却地面低洼，为了防止地面雨水流入，就在井四周砌出了个宽约一丈、高一尺半的方形高台，胡同的名字也就改称“高井胡同”了。后来为了建成长方块形状的贝勒府，就把这块有井台的地皮划走了，该井位于大院子的西侧靠北（到60年代还可以提水）。王伯伯睁大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呀？”父亲说：“问呗，这邻近的不少老旗人知道很多有趣的典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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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伯那时期精力充沛，也常来我家，说“大嫂包的饺子就是好吃”。父亲还向他多次讲述过有关北京的一些小典故。我记得其中一个：父亲听说他要去西四牌楼的地质博物馆，就说，考考你吧，在西面的那个牌楼的西侧，高高的地方，多了一件小东西，你找找吧。过了些日子王伯伯再来时兴冲冲地说：哈，我发现了，在斗拱里面塞进了一个大号的菜刀喂。怎么回子事？我问了周围的人，他们竟然没察觉或是虽察觉却不知其来历。父亲说：它是为了不准从西面过来的阴间小鬼进城骚扰，所以由皇帝亲手用朱砂毛笔在菜刀（木头制成的）上面涂抹了一大块红色呢。我是从一个老旗人那里听来的（父亲也顺带对我说：你有空也找个同学去看看吧，学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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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先生接到的任务中，有四大发明中的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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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首先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柱”的记载并借鉴日本地震学家萩原尊礼的直立杆模型，于1951年设计并复原出1∶10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父亲很赏识他勇于推翻自己过去方案的“大将风度”。此后，听说王先生复原了17件有重要意义的古代仪器，如果把小型的器物也计算在内则有70多件，我知道最小的一件是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走马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结构了，也都会制作；但在王振铎先生复原之前已经销声匿迹许久了。父亲对他的这些工作极为赞许，认为这项工作有多方面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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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苏联要举办中国文化艺术展览。那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把王先生请去一同做方案。起初人们只想到拿出和现代的革命胜利有关的题材内容，王先生却坚持必须把古代的文化成就也联系进来，并请我父亲拿出一个古代文化精品的方案。其中的出土文物精品由我父亲负责策划。王先生又提出把齐白石的作品列为展品。展览之后的效果表明，他的意见十分正确。此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钓鱼台国宾馆建成，而房间里的文化艺术作品的装饰成了问题，还是请王先生这个能够掌握政治与艺术分寸的人，做了恰当完美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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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他对我父亲说，当今的文化艺术作品过于单调，不能维系和造就出伟大的、受世人尊重的民族精神，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还说，我们只有了解了对方，才能在国际交往中得到最好的收效。为此举了宋美龄的例子。宋美龄在40年代曾到美国的国会做了一次演讲并获得热烈掌声，从而为蒋介石得到了经济资助。她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了解人家是怎样思维的，她讲话中最精彩也是最能说服对方的一句是：“你们是帮助了我们，但我们也是在帮助你们。”既不卑也不亢，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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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了1952年，王先生多次向我父亲说到许多关于北京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意见，甚至带有些善意的牢骚和俏皮话，但两人内心都很舒畅。例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为了适应游人很多的情况，把柏树林子的地面都抹上了水泥，让柏树根部长期处于氧气不足的状态，“这岂不是在给它穿小鞋了吗？征求了林学专家的意见了吗？”又如，“地安门门楼子毁于火灾了，我们又把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两个三座门（它是仅存的没有木头的古建筑）也拆除了，太可惜了，那里曾演出过很多很重要历史事件啊，可以做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包括阶级斗争的教育啊。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吗？”“听说，梁思成为东西三座门的事情动容地哭了，却引起许多人的嘲笑。其实像这样的爱国者、爱学术者也太少了点。还有位领导反过来专门要做梁的思想工作，这也太那个了”。又说，“把西四、东四的牌楼迁移到陶然亭去，固然比拆除掉它们强了百倍，可这个做法把这些牌楼在原地造成的古典美的气息和老北京的韵味全盘丢掉了，却没有补救措施”。这些议论，还有此后遇到的许多类似的事件，或许和父亲1964年后正式提出的“大遗址”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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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向他说起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身体渐衰还在坚持工作的感人情节，介绍了梁先生家里的情况，谈到了梁先生以前出野外工作期间，忙里忙外，肺部感染依旧操劳，落下了病根很是可惜，强调说国家太缺少这样的勇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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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多次提到傅斯年。说他有些可惜，像王云五一样掺和到政局而跌了跟头（父亲事后特意告诉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曾出现过“学者从政”“专家治国”之风，国民政府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占了一成。但最后大多没有好结果）。又说大陆就缺少傅斯年般的学者。于是两个人都鼓励对方：你就朝着小傅斯年努力吧。这一类的带有“指点江山”味道的互勉的话语不少。我事后对父亲说，那个跑到台湾的人肯定不好，干吗你们总念叨他呀。父亲说，你们年幼还不懂事理，许多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毛主席还接见过他呢，还送给他一首诗呢。等你长大了也许知道的事多了，或许才会懂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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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多次说到了李济，但他俩用的称谓是“济之”，口气中我能听出“济之”是位很有能力的高人，但说的具体内容我全不懂，也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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