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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对他说：钓鱼时我才联想到，现在的鱼儿变得多机灵了啊，可人类最初用骨头制成的鱼钩该是多粗糙啊（在半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骨制的箭头、渔叉和鱼钩，说明远古时代我们先民已经打猎捕鱼了），却也能对付犯傻的鱼。人类和自然生存环境都在变，在慢慢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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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我的小妹妹怡之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地质专业。父亲说他对地质专业的特点说不准确，还是找裴伯伯给些启发吧，就带着她去裴伯伯家拜访。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怡之说：“记住他说的‘做地质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喜欢它’，你还要学习他的善于思考，领会他高瞻远瞩的境界——他眼睛里的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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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63年初，裴伯伯来家做客后，我送他出了宿舍大门回到家里，无意中说，裴伯伯可真的很幸运，一下子发现了个大宝贝（意思是挖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碰上了好运气）。却没料到，父亲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明显地生了气，片刻之后才很严肃地说了如下一连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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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如果他到了现场不去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只满足于完成指派给他的行政任务，会有后来的成果？对那个挖掘现场，多少人都觉得没戏了、撤退了，才把这‘不看好’的‘鸡肋’交给了他。如果他也认为这场挖掘没希望，草草了事，也许此后再也不会被发现。直到那关键的一天，多少人觉得天色已经又黑又冷，该下工了，只有他心里觉得还有可能，这才坚持再亲自试挖了那里一次。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或许那个头盖骨永远不为人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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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许多重要现场的发现都是被那些认为可能会有的人获得的。如果你心里不认为那里有，那发现它的人就不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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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你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也许只是时间的滞后，不久后会被别人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野外发掘工作中，本该发现的你却没发现，作了否定，这损失就大了，即文物的不可复制性与唯一性。所以，对于裴先生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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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是很容易的，那些重大的发现，都像是碰给了某某人，是恩赐，是偶然。其实是某某人比别人更勤奋、更主动、更有准备，带有其必然性。你不了解这点，对于你的成长进步就是个大害，很危险，而且你这样讲对于人家也极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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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这些话时，明显有些激动且带有不悦。他的这一番话，我一直铭记也常常回味，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理解得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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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裴文中先生和我父亲的谈话内容涉及了石器和细石器等。父亲一直细心保存着裴伯伯给他的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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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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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细石器问题，从这封信上看不出问题来，可以肯定的是：（1）这是一个新发现，很重要，代表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跳出了安特生时代的圈子，是向前进展的具体例证。（2）这种石器发现在沙丘地区，与仰韶遗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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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应注意者：（1）细石器的制法，不是形式的问题，如此方能决定它们与北方者的关系；（2）没有陶器不等于真没有，如果在沟中或洼地，遗址处在沙中时可保存下来。地面的很容易风化消失了。（3）共生的化石，是哪一类的动物很重要，将来我可以尽义务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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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也请我们杨老（杨钟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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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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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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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伯伯于1982年不幸去世。父亲和他有关细石器的探讨也就终止了。父亲曾很遗憾地说过，裴老在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卓越的开创性意义（包括中国的细石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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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父亲跟我说，裴先生，还有贾兰坡、杨钟健先生写过许多科普性的文章，让广大群众都来了解古人类研究概况，懂得人类进化史，做得很出色，我得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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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对上百万年前的文化史的思考。父亲和贾兰坡、杨钟健先生的业务联系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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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君子之交形异而心同，小人之交形同而心异”，即高尚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不一定一致，但目的都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我相信这句话。但我对于“文人相轻”一说总觉得不是普遍规律。北方的史学所和南京的史语所，工作特色、特长都不同，却能相互很尊重。好像在新世纪有文章总结我国现代考古学历史，把南京那里写为史语所流派，北平这里是另一流派，这样称呼不为过。但我的感觉，南北之间是很和谐的。我父亲没有说过哪位同仁的坏话，反而是常说他周围人的好话，内心很敬佩他的长辈、同仁，也喜欢他的学生们，一再地让我们好好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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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德国友人傅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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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吾康（Prof．Dr．Wolfgang Franke，1912～2007），是父亲一生中几乎唯一很亲近的外国学术友人。他也一直把父亲作为在华最亲近的友人，当然在改革开放后，他的中国友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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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德国汉学界泰斗福兰阁之子，在家庭里自幼受到中国气息的熏陶，向往来中国。他的夫人胡隽吟是位中国女性，所以傅吾康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自1937年来北平，共居住了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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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隽吟是经她父亲的友人介绍到中德学会工作的，因而和傅吾康结识，并渐渐走近。但那时德国处于特殊年代，日耳曼民族不能和外种族尤其是黄种人通婚，否则将丢失工作。所以，他们直到1945年初才得以成婚，住在西城区的碾儿胡同，距离我家不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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