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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7年，她第二次来我家做客。父母和她说了许多如烟的往事、家常，她很羡慕母亲能有四个孩子相随，说：“别人有一男一女就算有‘一枝花’了，你能有两男两女围在你膝下，算是一大枝花了，多温存、多有福气呀。”母亲听了不以为然，说：“我的命苦啊，要是老天允许，咱们俩换个个儿再活一次，互相体会一下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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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后我家才得知，她受到的冲击很大。父亲气愤地说：“竟然连这个孤寡老人都不放过，太没人性了。很多印章和古书是她的心血，多散失掉了，但她不愿和人吐露内心之痛。她是位给别人、给社会温暖的人，从不图回报。她没有什么亲人，孤独生活，挺让人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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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京图书馆领导和下属的金石组，决定把她存留下来的刻印出版，书名为《刘淑度刻石残存集》，由启功题写了书名，再找到我父亲希望为它写个后序，父亲满口答应了。这书出版后，图书馆专门给父亲送来了两本。那时，她的身体已每况愈下了。父亲抽空去看望了她，却也成了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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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度制“丙奇”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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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反复看这本书，觉得他写的后序前松后紧了，后面对她的成绩写得不够充实，对她的功力水平的赞扬有些保守，却来不及补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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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压缩住房后，突然发现由刘淑度刻的那颗珍贵的“丙奇”印章不知保存到哪里了，全家都很焦急，四处翻找就是没有。父亲去世后多年，我们在整理书柜资料时，才在一个卡片盒子的角落处发现了它，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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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是1950年6月改名为南京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的负责人，王振铎的同仁和领导。王先生对她比较了解，50年代中期曾和我父母多次说起过她，在口头上和信件里都称她为“曾工”。她与傅斯年很熟悉，是曾国藩弟弟的后代。父亲曾邀请她来北大讲课，并邀请她和王先生一同来我家吃晚饭。1963年，父亲去南京博物院做报告期间，也应邀去过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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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刘淑度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新潮流的带动下，涌现出的一批新女性的代表。她以博物院为自己的婆家，把前来参观的儿童比喻成自己的孩子，把身心、精力全盘贡献社会了，奋力拼搏，事事苛求完美，好事做了很多，成绩斐然，口碑极好。但她没有成家，个人生活并不圆满，可能是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1964年结束了宝贵的生命，一颗灿烂之星就这样陨落了。母亲很感慨地说：“（这两个才女）孤独清白地来，又孤独清白地走了，倒也还给世人一些良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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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抗战胜利后，徐老伯全家也团聚了，住在西直门宿舍的西院，我们两家常有走动。那时学生们填写履历时都要把自己每个时期的见证人写出或签字，求职时必须有保证人（担保人）签字盖章，于是徐老伯的五个孩子的担保人就是我父亲，我的担保人自然也是徐老伯。爱说笑的徐伯母和我母亲成了好姐妹，家里家外无话不谈。母亲这才知道她很有文学天赋，却没能在社会上显露。她也有同感：可不，我不也是这样，只是养活了一群孩子奉献给国家了呗。他们把你我都拖累了，咱想出去做啥工作都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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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经历了上述事情，母亲上学时得来的摆脱家庭、女性独立自由等思想也就逐步消退了，她曾对父亲说：“论来论去，我算是明白了，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以前我最讨厌‘相夫教子’四个字了，可它们偏偏牢牢地拴住我了。”这或许是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父亲则半开玩笑地说，我每月都把工资全盘交给你了，你不也像是有了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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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30年代的日记里曾有几处写道，他和徐老伯多次探讨过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女性解放的话题，估计他俩都有过种种很好的设想吧。可是在现实环境里，这个远景大部分都实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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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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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妙手灵心白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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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万玉先生是父亲在宝鸡工作期间日夜相伴结成的亲密好友，也常来我家做客。他说话爽快，头脑灵活，也能和孩童时的我聊天，很有亲近感。1951年初，父亲和石兴邦、白万玉等人，去陕西长安县做了两个月的试掘。回京之后的一天，白先生来我家做客，谈及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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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送他出门回来之后，问父亲说，这位白先生好像是位技术人员吧？父亲说，他的确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他在实践里懂得了许多大学生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位难得的发掘能手。我刚参加野外工作就是跟他学的，懂得了许多，你可不能小看了他。如果有人看不起学历低的人，那我首先也就不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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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早在1915年至1916年，十五六岁的白万玉就被安特生看中了，随之参加了现场调查和发掘工作。到了20年代，徐旭生先生以平等的身份和斯文赫定去西北地区考察时，白先生就参加了，已是个老手了，他积累的很多经验都是书本里没有的。父亲还特别给我讲述了有关洛阳铲的故事。原来，洛阳是多年古都，四郊全是坟墓，盗墓贼很多，因而发明了一种盗墓的工具。20世纪20年代末，南京的考古学家（后来我得知是卫聚贤教授）在河南敏锐地发现，洛阳盗墓者使用的这种工具很有用途，就引用到安阳考古发掘中，并且写信告知了徐旭生先生。徐先生把这事告诉了白万玉先生，白先生去洛阳买来并在宝鸡发掘中开始使用。父亲在宝鸡看了白先生的操作，也跟着学会了。后来父亲在与南京同仁的信件来往中提到了此事，南京那边给父亲的一组在安阳野外工作照片里还专门有两张使用这个“探杆”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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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万玉（摄于兰州，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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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1953年开始的大建设并配合抢救保护在大建设中发现的文物，1952年文化部决定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人员参加学习。在举办该届考古人员训练班时，“探杆”开始写入教材，并被命名为“洛阳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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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铲，我父亲对我说过：老乡称之为瓦铲，考古者称之为探铲，都很有其道理。似乎是白万玉先生最先称之为洛阳铲的。到了考古训练班写讲义时，就写成洛阳铲了，现在全国上下都称它洛阳铲了。谁在讲义上最先写的洛阳铲？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三个字似乎和白万玉先生的口头讲述有关。此外，我父亲手里的安阳使用洛阳铲的照片是谁邮寄来的，也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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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约从80年代起，我在安装地震仪器的工作里也使用了洛阳铲，和父亲有了新的共同语言。我也告诉他我的体会：它有不少的科学道理，例如我们请机械加工厂按图纸制作出来的洛阳铲虽然显得好看，却在向上提取时，带出来的土少，远比不上人家用手工敲打出来的黑色粗糙的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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