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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毕业，回到地方立刻被派上用场，学以致用。他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也可以向北京写信求教，效果不错。政府官员说，以前一旦有点事情就得到北京、到南京请专家来，现在不用请了。由于办班前的一些顾虑（担心短期培训没有实效）消除了，所以这个培训班接连办了三期：1952年为第一期，1953年为第二期，1954年为第三期。当时，粗略的、基本的教材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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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父亲说这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办黄埔式的考古培训班，他很积极。起初一些人的担心，都在后来的实效中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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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培训班的学员在考古学年会会议期间的合影（摄于北大勺园，198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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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举办的考古领队培训班，据说也参考了50年代短训班的成功经验。到了80年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培训班作为一个史实写了进去。父亲满意地对我说，时间能检验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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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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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到北大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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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培训班的顺利开展，北京大学开设考古专业的事提上了日程。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出面，找到我父亲和王振铎先生一起商量。按我父亲的说法是“可能看我办培训班表现得还可以，就自然地让我来做教研室的主任。并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为兼任教授，得到考古所的赞同”。1952年秋，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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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父亲每周去北大两天。但我们注意到，父亲对这个兼职（自1952年到1983年）很上心。我曾问：你去北大工作，是水到渠成，还是渠成水到。他笑了笑说，应该是两者皆有吧。此后我多次侧面追问，却没有得到更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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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问题相连的一个疑惑是：你当年选择大学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北大？是北大的门槛高吗？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去了北大了吗？又说：不在北大读书的人反而去北大教书，挺好，而总是“近亲繁殖”的做法并不好。还有一次和母亲说：我和北大就是有缘啊，我的第一本书不就是在北大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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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从在北大有了工作之后，对北大产生了很深切的情结，北大成了他的主要目的地。母亲多次提醒他：不是说让你少一半的时间去北大，大一半的时间去所里吗，可你倒是反过来了。父亲听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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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和向达、宿白等先生，一起筹划如何从无到有地着手培养新一代的考古人。裴文中先生很积极，把他在法国得来的一些旧石器标本、教材等都送给了考古专业，这些资料成了开创这个专业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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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从苏联的教学大纲里得到了重要启发：人家在四年学习期间安排三次野外实地的实习（刚入学：认识实习，懂得什么是田野考古；学习中途：生产实习，可以做一点生产研究了；做毕业论文：老师手把手教，就像带研究生），足见对实际操作技能的重视。父亲说由此他们几个教师立即明确了：我们要培养田野考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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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实习很重视，凡自己能去时一定去。泉护村实习，他去过两次，直接和张忠培、杨建芳一起做了一盒子的文字资料与照片的卡片（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现场，他更是反复强调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实践活动中，用手摸陶片已成了一种习惯或爱好。一开始有的学生很不理解，觉得这不是成了培养临时工了？后来多数人体会到了亲手摸的意义。他的不少学生曾回忆道：“他在考古学上的这些建树最初是从研究陶器开始的。他摩挲了一生的陶器，对陶器和陶片非常着迷，看陶片的功力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这些正是苏秉琦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这个嗜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也终于在纷繁琐碎的陶片中揣摩出了自成体系的考古学理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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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年之后父亲还对客人说，他从人家的教学大纲和一些教材里逐渐体悟到了这样几点：一是人家又讲社会发展史（理论的东西），又讲历史（真实的实际），即两者不是一码子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可我们常常把前者作为一切了；二是人家讲考古学史，里面却贯穿着考古理论，史和论是不分家的，莫斯科大学教学计划的精神就是要讲基础理论，其中包含着考古学理论；三是和请来讲课的吉谢列夫教授讨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融，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北方文化的南下，来自贝加尔湖南边，和贝加尔湖以北没关系，因为那里没有我们的仰韶文化发达。父亲跟我讲，现今的民众总误以为贝加尔湖距离我们很远，其实距离我们的内蒙古挺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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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父亲也在痴迷于摸陶片（右为吴汝祚，摄于河姆渡遗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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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王湾、泉护村遗址指导实习后写的基本材料（第1页），该内容后来收录于《大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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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的寒假里，父亲和母亲商量，这星期六一早要去北大，要商量的急切事情太多，就住在那里两天，下周一早上再直接去所里。母亲说，孩子们都放假了，你怎么这周日能全盘不在家啊。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周日由母亲带我们四个孩子一同去北大玩一天。那天我们五个人以北大健斋207做据点，自由地在附近玩，我还到湖面上滑了冰。快到午饭时分，宿白老师和刘惠达老师陪着父亲来了。宿叔叔笑着说，苏公在我们小会议结束后，才告诉我你们都来了。要是早点告诉我们，我们会提前一会儿结束的，现在也只能委屈你们到楼下西侧的食堂打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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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还告诉我说，宿白先生讲课有条理，受到学生们的好评。而父亲讲课比较随便，也就是自由度大、任凭飞翔，但还比不上裴老的风度。裴老一向是站立讲课，讲述时还会边走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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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全国高校做院系调整，在刚建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下设了研究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即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随即把北大、清华的一些研究人员，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部分民族语文和民族历史的研究人员，调进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语文系。其中就有宿舍大院里的冯家升先生和王静如先生。由此，冯伯母和王伯母开始私下议论起了这一调动的优缺点，也引起了冯伯母对我父亲调动到北大教书的思考。徐老伯的学术思想里，一直强调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所以他的身边有黄文弼、冯家升、王静如等。后两个人的调离毕竟对于徐老伯的学术研究有可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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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伯母1950年住到这个大院后，对我母亲常有倾诉，说出生于天津的她喜欢对炒菜花样翻新，而她从山西农村老家头次出门来到北京的婆婆，只希望在面食上多换花样，两个人都觉得特不适应。于是，她和母亲逐渐熟悉了。一次，她拉着王伯母来找母亲，大意是，她越想越觉得对我父亲的工作安排“有些不对劲”：我们是全身调动干脆利落，倒也不妨，而且我们的两位先生是研究西夏历史和突厥文字的，这个调动也算合理。可苏兄是半个身子被借走，一仆二主，算怎么回子事情。为什么偏偏把他支开？过不了几年，“人走茶凉”，在考古学术界落了伍，也少有成果，难免虚度了目前的黄金年华，把自己磨炼成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