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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告诉我，他在和埃及学者交流时注意到，埃及建金字塔时，死者的坟墓里酒具多，女人化妆品也多，女性尸骨所占比例也高，说明那里自然环境很好，生活富裕。酒，在他们那里就是消遣，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固然平民也喝，但主要用于礼仪和“通天”。这个酒字，去了三点水，就是尖底的瓶子了，它可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祭祀时装酒的器物。父亲的这些话里，渗透着他常思考的一个课题：我国和外国历史发展特征或规律总归有诸多区别。他说，生活环境的优越促生了灿烂无比的埃及古文明，但它是否也成了古文明消逝的“助催剂”？贪婪的欲望导致向外扩张，引来了外力入侵、自己国力的消退，文明也随之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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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北大的教学经验，曾坦率地讲给了在吉林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考古专业的张忠培和匡瑜。他说，必须走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为此，一是抓好田野教学实习，它是综合性训练，既不能按以往金石学的路子走，也不能只会发掘而不注意整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指导老师必须亲临第一线。二是教学和科研要紧密结合。三是结合本地区的考古学特点，培养适合自己地区的人才。(7)其中，张忠培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基础的认识，坚持走父亲和宿白先生等人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考古教育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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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台湾有一位从事佛教教育的星云大师，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人不要只是考虑自己的成就，也要注重对别人的教导，发掘他们的才干。父亲看了这段话很满意，说这位佛学大师确有涵养，“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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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的一天，父亲急急忙忙从北大赶回家，原来他得知梁思永先生病逝了，年仅50岁。父亲说他是新中国考古的重要奠基人，实践了地层学的研究方法。他是为了不辜负他父亲和师兄们的嘱托和期望，在日夜关切和组织野外工作与室内研究工作中，拼命干而累死的。和他哥哥梁思成的治学态度一样，求真务实，真是个好人，很值得尊重。父亲连夜认真地写了祭文供追悼会上使用，并让我仔细阅读了一遍（父亲的悼词曾在内部刊物上登出，现难以找到）。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王振铎先生都对梁思永先生十分尊重，梁先生对于父亲的一些学术见解好像也很支持。那时对父亲的伤感，年少的我都能明显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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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求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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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看小人书是很流行的，我也买了不少，以后又传给弟弟妹妹看。其中有一本《飞贼陈纳德》的漫画书，内容是：这个人在美国不怎么样，浪荡公子，混不下去了就跑到了中国混，人民公敌蒋介石夫妻还不知羞耻地接见他，他到了云南吃喝玩乐，一次他开飞机去印度，把一个中国老乡家的小男孩带去了十多天，孩子回来后被晒得黑黑的了，抗战胜利后，竟又和一个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女记者（陈香梅）勾搭鬼混了，两个人死心塌地帮助蒋介石搞空运、打共产党，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狼狈地跑回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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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54年，父亲在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书，仔细看后对我说：“这本小人书画得太不符合真实（事）。这个人领导的飞虎队，打日本飞机很棒（厉害），（这些事）是昆明老百姓亲身体验、有目共睹的，你那时候也懂得一点事情了，有你的亲身体会了，他的队伍纪律挺好的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贬低他。除了帮助蒋介石空运物资，全篇也没揪出多少错误来，而对他的功劳却有意抹杀了，抗日原本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做法很不好。你把它丢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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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番话使我清楚了许多，也让我明白了他并未对广播里、报纸里和书本里的文字都绝对相信地紧跟，而是很注重事实。自此，我懂得了他一贯对我们的教导：学会冷静全面分析，不随波逐流。几十年后他又说，做宣传的、搞历史的，更要正直、老实、对后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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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年后的1995年，我到昆明出差时偶然得知在市郊区建成了“驼峰飞行队烈士纪念塔”。我专门去参观，回来后向父亲叙说，他点头表示满意，说做历史研究就要学司马迁，可这“一个真字，难啊！”我能感受到，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讲却不便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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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一次我整理父亲的书柜时，在一大摞剪报里（他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搜集了许多认为有用的文章材料），有一篇关于梁漱溟敢于坚持讲真话的文章，大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类的话和他有所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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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悌之要去美国学习，临走前，全家一起聊天，讲到了许多求真的话题。父亲说：“对美国，怎么观察它、评价它，的确存在太多的问题。当然要明确的是，美国的外交就是它的利益最大化。但光说这一句话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吗？美国，多重矛盾的有机结合体，表现出多重的性格特征。可我们的宣传存在诸多的片面性，更造成了民众对于它理解的片面，这迟早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昆明的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以十几架飞机的代价消灭了日军二百多架飞机，怎么不该称赞。其实在打日本侵略者的事情上，国民党军队也打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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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美国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一部分返回到中国建学校、图书馆、医院。你所看到的北京大学、协和医院，门窗的木头是菲律宾木头，耐湿、耐温差，不变形，是百年大计啊，现在还在良好使用之中。在初始设计里，人家很注重在老北京城市里与环境风格的协调，人家是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别的国家却没有。你又该说什么？人家就是这么坏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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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自然科学主要是求真，社会科学主要是求善，文化艺术主要是求美。我们搞考古，则要求真求善。过了十多年，我才领会到这些谈话里暗含着的一个潜台词：历史学家，在写上百万、几万、几千年来的历史，写几百年来的历史，可又该如何书写几十年来、直至身边发生过的真实历史给后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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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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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开始，初三快毕业的我，必须面对我的家庭出身问题了。学校让学生们填写履历表格，在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母，他们说就像你上初一时那样，写“职员”即可。但后来老师说不行，反复了两次，最后填写为“旧知识分子”了事，理由是父亲是建国前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当然是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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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我申请入团，介绍人来我家玩，他突然发现我父亲桌子的玻璃板下面有张他和外国人（即傅吾康）的合影，风华正茂的两个高个子青年站在四合院中间，一个穿西服，一个穿长袍，却很般配，两人笑容可掬。大概是我父亲很得意的照片，所以特意把它放大后压在了玻璃板下面。介绍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解释了。过了几天一个青年团领导又来盘问了我好半天，让我在材料后面的夹页里写上：父亲有国外朋友某某某，如何认识交往的，他对新中国的态度认识等，并强调最后一定要写上“但现已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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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郑重地动员母亲：“您劝劝父亲吧，把这个肇事的照片撤掉吧。”果然，此后再也没这个照片了，就连一张放在相册里的傅吾康夫妇结婚的合照也没有了。这也是我此后一直很内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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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初，我临近高中毕业，学校正在筛选一些学生去学习俄语再赴苏联留学。前面几次面试和体检等考核我都通过了，出身问题和正确认识德国人问题都交代清楚了。最后，要我再问问家里，是不是家里还有别的海外关系。我回家后问及父母，父亲说你有个堂哥在西安机场当地面后勤技术员，建国后没有音信了，不知道是不是随着航空系统到台湾去了。我第二天向学校汇报之后，我的名字就从赴苏的名单里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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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件事下来，让我闷闷不乐：父亲家庭出身不好，让我们子女多有不顺，常被说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而且他的大家庭有那么多的人，他的历史“怎么那么复杂，有那么多事情啊”。我觉得，我有先天不如别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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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慢慢察觉到，似乎历次运动里，他都会有些不顺，虽然他从不和我们说及。有时我甚至想，父亲以前那么积极进步，怎么就没有申请加入共产党呢。他要是个党员，就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虽认识交往过外国人，但也都没啥事了，我们岂不也跟着好过多了。再有，他要是有个职务、头衔什么的，那日子也会好过多了。可他偏偏啥也没有，落了个并不好听的“无党派人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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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困惑的是，他的同事们的家庭出身也并不怎么好啊，怎么人家可以有职务、有光环呢？我还问过母亲，母亲也觉得他和翦伯赞先生一起工作过、活动过，没啥大区别啊。还说“你爸那时也挺进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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