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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年时又对我说：什么叫成功？你的成功不在于你的名字或你的工作是否为领导认可表彰，而在于对社会实际的贡献，要用这个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又说：“归根结底，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认可了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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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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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香且醇”才是最好：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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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伯父的一个儿子苏建之，比我大七八岁，50年代初从天津学习了酿造专业技术后，分配到北京酿造厂生产酱油和醋，常来我家里串门。一次，他和我父亲说起，山西人买醋和买酱油的比例，比北京人大很多，而且对于醋的品味要求明显高于北京人，所以他很注意山西人的制醋工艺和品尝技术。山西人告诉他，他们对醋的标准是：香且醇。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这三个字真好，很有深度。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他说：香，这多是指食物刚刚进入嘴里时的感觉，属第一印象。而吃到嗓子眼和咽下之后更长一点时间里，你回味的感觉是醇——深厚纯正持久，印象更深远更美味也更重要，也更难实现。对一个事物给出了两条标准即两个层次：基本的和再高级一些的，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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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秋，建之哥哥再来我家时，感慨地说，现在一味地追求一斤粮食能造出多少两醋，只要醋酸比例达到多少就算合格了，于是香这个指标都没达到，醇这个指标就更别提了，没有人理会了。父亲听了说，这显然是大倒退了啊。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社会总会再向前走的，以前的鉴赏标准和工艺技术总归会被人重新认识到的，终究不会被遗弃。国家级的宴会不还是在使用名牌的好酒和你们厂子高质量的酱油、醋吗。所以你要沉住气，不要随波逐流，紧紧跟着潮流跑不一定是好事情，这才是成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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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和父亲聊天提到事物的指标要求时，他让我注意到，任何工作绝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只强调一个方面肯定容易出偏差。1958年光抓钢铁产量一个指标，那怎么成。在北大，学生们提出很多强烈的意见，年轻人精神可嘉有可取之处，但常常顾及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父亲说：“香且醇是两个层次性的指标，即最基本的和更好些的。你的工作要注意香这个首位要求，更是要求那个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可能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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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三伯父从西安来，说起大雁塔和小雁塔，冷清清的。父亲说：“在这里的地下，埋藏了多少故事情节啊，我常想起在西安的日子，挺想再去走一圈的。”三伯父走后，父亲和我们讲，玄奘把真经从西天取回来，“功德圆满”，西安全城轰动，这是“香”。其实玄奘此时心里很明白，他只完成了宿愿的一半。以后他又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取经用的十六年），以更强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做完了翻译工作，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满，却是默默无闻的，这是“醇”。醇的意义和作用更大更重要，但不少人看不到这一点。你或许以后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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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父亲和建之哥哥还有过几次聊天，说及酿酒和酿醋的工艺。父亲说他和徐旭生先生聊天，曾谈到有的工作做得不好，就取笑说“把酿酒的差事酿成了醋了”，这个比喻合适不？建之哥哥说，这个比喻不合适，带有贬低酿醋工艺的意思。两者都是用粮食制作，都要经过两道发酵工序，但工艺细节很不同（温度和它接触空气的状况），都得靠精湛工艺。确实，如果酿酒的工艺出现偏差，那么出来的酒不像酒，但也绝对不是好吃的醋，这废品不好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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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酒的价钱和醋的价钱差了老大啊！”母亲插嘴说。建之哥哥说：“就是这样，酒厂利润很可观，我们厂子不赚钱，技术人员兢兢业业于每道工序，福利待遇却远不如酒厂。”又说，酿酱油，酿醋，做好了并不易，精湛工艺带来的效果也不很明显，而酿酒却可以有很大的上升幅度。老百姓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调味品卖不出好价钱，助兴取乐的酒却是高价品被人推崇数倍。父亲感叹地说：客观世界就是如此，古今中外，酒文化成就了多少名人的雅事和故事，但你既然进了酿醋的地窖，那就自得其乐、埋头酿一辈子醋吧，为百姓做些实在事，心里踏实。“世界就是这样，扯不清也就不想那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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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母亲从俞伯母家串门回来，对父亲说：你看人家（指俞德浚先生）又出了两本书呢，人家总在写，你怎么不写呢，你却总在空看（指《光明日报》和书籍）、空想（指北大学生的文字和他的讲课稿子），这不就像是建之在酿醋吗？别人不干的事就是你爱干，又能有什么大出息呢。我听了心中一惊：这是我听到的母亲说给父亲最厉害的话，也是唯一的一次。但父亲没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不是那么回事，别人的想法随它去，我不这么看。翁独健，没写书，不是干得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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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那几句硬话，一直没有被我忘却。不仅如此，我还渐渐地发现，所有从昆明出来的人（父亲那时说他们个个都像下山的猛虎），不但如虎，而且个个都是添翼之虎——要么有了学术或行政职务而可以“发号施令”，要么有了委员或代表的光环和地位而令人仰慕。唯独父亲，啥也没有。我暗暗寻思：离开昆明后，“他越来越落伍了”，宿舍大院里他几乎是最后一名副研究员——直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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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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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的腰板是直的”：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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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我国第一次接待来自日本的考古学访问团，参与外事接待的人员名单里有我的父亲，身份是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这对父亲来说是件大事，他很上心。母亲说他认真做了准备，写好了发言稿，也准备了图片资料等。母亲问他，那么可恨的日本人又来了，干吗这么上赶子当回事。父亲说：不是“七七事变”前后的情景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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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活动有好几天，他兴致挺浓，出门前衣着整齐，对母亲说：抗战胜利、国家独立了真好，感觉大不一样了，现在是挺直腰板和他们平起平坐了，轻松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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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父亲还对我们说，说实话，他们介绍的一些工作情况有我们可学习之处，例如他们看资料图片时，特别细致上心，提问很多，每个人都认真做笔记，讨论时想得周密严谨。又如，他们现在来访问是春天，说是到了年末，就能把访问的报告编辑成书公开出版。年底时，果然往北京邮寄来了，没料到人家的工期那么快。还说，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摄影技术很自豪，竟然说愿意协助我们把发掘现场的摄影技术提高一大步，“只有他们说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不怎么高兴，总念叨着，当然后来看到他们拍的文物照片，确实是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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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此之后，各种外事活动就再也没有父亲了。仅有的一次例外，是1963年在所里接待过朝鲜代表团，仅因对方人员里有我父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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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6日上午，在北大临湖轩接待日本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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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水野清一、翦伯赞、日本学士院原田淑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杉村勇造、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驹井和爱、日本每日新闻社安保久武；中排右起：邓广铭、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杉原庄介、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野雄、苏秉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崎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樋口隆康；后排右二张政烺、右四周一良、右五日本每日新闻社杉本要吉、右六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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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我听了一则小故事。70年代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到单位访问，提出希望见苏秉琦先生一面。我方人员答道：他身体不好在家休息呢。实际上，他当时就在不远处的房间里。事后有人向他说起，他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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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偶然看到一位日本考古学者写的《中国考古学进展》一文，他先写到随日本考察团于1957年来华访问，离开北京时的送别场景让人感动，其中还写到了苏秉琦先生。并说在此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苏的名字。似乎他已经在中国考古舞台上消失了。我还在90年代初看到另一个境外人的文字里说，他以前还真不知道北大（以及北大的苏氏）也在从事考古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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