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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年时又对我说:什么叫成功?你的成功不在于你的名字或你的工作是否为领导认可表彰,而在于对社会实际的贡献,要用这个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又说:“归根结底,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认可了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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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香且醇”才是最好: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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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伯父的一个儿子苏建之,比我大七八岁,50年代初从天津学习了酿造专业技术后,分配到北京酿造厂生产酱油和醋,常来我家里串门。一次,他和我父亲说起,山西人买醋和买酱油的比例,比北京人大很多,而且对于醋的品味要求明显高于北京人,所以他很注意山西人的制醋工艺和品尝技术。山西人告诉他,他们对醋的标准是:香且醇。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这三个字真好,很有深度。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他说:香,这多是指食物刚刚进入嘴里时的感觉,属第一印象。而吃到嗓子眼和咽下之后更长一点时间里,你回味的感觉是醇——深厚纯正持久,印象更深远更美味也更重要,也更难实现。对一个事物给出了两条标准即两个层次:基本的和再高级一些的,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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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秋,建之哥哥再来我家时,感慨地说,现在一味地追求一斤粮食能造出多少两醋,只要醋酸比例达到多少就算合格了,于是香这个指标都没达到,醇这个指标就更别提了,没有人理会了。父亲听了说,这显然是大倒退了啊。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社会总会再向前走的,以前的鉴赏标准和工艺技术总归会被人重新认识到的,终究不会被遗弃。国家级的宴会不还是在使用名牌的好酒和你们厂子高质量的酱油、醋吗。所以你要沉住气,不要随波逐流,紧紧跟着潮流跑不一定是好事情,这才是成熟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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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和父亲聊天提到事物的指标要求时,他让我注意到,任何工作绝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只强调一个方面肯定容易出偏差。1958年光抓钢铁产量一个指标,那怎么成。在北大,学生们提出很多强烈的意见,年轻人精神可嘉有可取之处,但常常顾及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父亲说:“香且醇是两个层次性的指标,即最基本的和更好些的。你的工作要注意香这个首位要求,更是要求那个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可能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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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三伯父从西安来,说起大雁塔和小雁塔,冷清清的。父亲说:“在这里的地下,埋藏了多少故事情节啊,我常想起在西安的日子,挺想再去走一圈的。”三伯父走后,父亲和我们讲,玄奘把真经从西天取回来,“功德圆满”,西安全城轰动,这是“香”。其实玄奘此时心里很明白,他只完成了宿愿的一半。以后他又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取经用的十六年),以更强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做完了翻译工作,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满,却是默默无闻的,这是“醇”。醇的意义和作用更大更重要,但不少人看不到这一点。你或许以后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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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父亲和建之哥哥还有过几次聊天,说及酿酒和酿醋的工艺。父亲说他和徐旭生先生聊天,曾谈到有的工作做得不好,就取笑说“把酿酒的差事酿成了醋了”,这个比喻合适不?建之哥哥说,这个比喻不合适,带有贬低酿醋工艺的意思。两者都是用粮食制作,都要经过两道发酵工序,但工艺细节很不同(温度和它接触空气的状况),都得靠精湛工艺。确实,如果酿酒的工艺出现偏差,那么出来的酒不像酒,但也绝对不是好吃的醋,这废品不好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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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酒的价钱和醋的价钱差了老大啊!”母亲插嘴说。建之哥哥说:“就是这样,酒厂利润很可观,我们厂子不赚钱,技术人员兢兢业业于每道工序,福利待遇却远不如酒厂。”又说,酿酱油,酿醋,做好了并不易,精湛工艺带来的效果也不很明显,而酿酒却可以有很大的上升幅度。老百姓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调味品卖不出好价钱,助兴取乐的酒却是高价品被人推崇数倍。父亲感叹地说:客观世界就是如此,古今中外,酒文化成就了多少名人的雅事和故事,但你既然进了酿醋的地窖,那就自得其乐、埋头酿一辈子醋吧,为百姓做些实在事,心里踏实。“世界就是这样,扯不清也就不想那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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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母亲从俞伯母家串门回来,对父亲说:你看人家(指俞德浚先生)又出了两本书呢,人家总在写,你怎么不写呢,你却总在空看(指《光明日报》和书籍)、空想(指北大学生的文字和他的讲课稿子),这不就像是建之在酿醋吗?别人不干的事就是你爱干,又能有什么大出息呢。我听了心中一惊:这是我听到的母亲说给父亲最厉害的话,也是唯一的一次。但父亲没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不是那么回事,别人的想法随它去,我不这么看。翁独健,没写书,不是干得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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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那几句硬话,一直没有被我忘却。不仅如此,我还渐渐地发现,所有从昆明出来的人(父亲那时说他们个个都像下山的猛虎),不但如虎,而且个个都是添翼之虎——要么有了学术或行政职务而可以“发号施令”,要么有了委员或代表的光环和地位而令人仰慕。唯独父亲,啥也没有。我暗暗寻思:离开昆明后,“他越来越落伍了”,宿舍大院里他几乎是最后一名副研究员——直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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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的腰板是直的”: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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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我国第一次接待来自日本的考古学访问团,参与外事接待的人员名单里有我的父亲,身份是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这对父亲来说是件大事,他很上心。母亲说他认真做了准备,写好了发言稿,也准备了图片资料等。母亲问他,那么可恨的日本人又来了,干吗这么上赶子当回事。父亲说:不是“七七事变”前后的情景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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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活动有好几天,他兴致挺浓,出门前衣着整齐,对母亲说:抗战胜利、国家独立了真好,感觉大不一样了,现在是挺直腰板和他们平起平坐了,轻松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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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父亲还对我们说,说实话,他们介绍的一些工作情况有我们可学习之处,例如他们看资料图片时,特别细致上心,提问很多,每个人都认真做笔记,讨论时想得周密严谨。又如,他们现在来访问是春天,说是到了年末,就能把访问的报告编辑成书公开出版。年底时,果然往北京邮寄来了,没料到人家的工期那么快。还说,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摄影技术很自豪,竟然说愿意协助我们把发掘现场的摄影技术提高一大步,“只有他们说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不怎么高兴,总念叨着,当然后来看到他们拍的文物照片,确实是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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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此之后,各种外事活动就再也没有父亲了。仅有的一次例外,是1963年在所里接待过朝鲜代表团,仅因对方人员里有我父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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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6日上午,在北大临湖轩接待日本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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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水野清一、翦伯赞、日本学士院原田淑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杉村勇造、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驹井和爱、日本每日新闻社安保久武;中排右起:邓广铭、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杉原庄介、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野雄、苏秉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崎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樋口隆康;后排右二张政烺、右四周一良、右五日本每日新闻社杉本要吉、右六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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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我听了一则小故事。70年代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到单位访问,提出希望见苏秉琦先生一面。我方人员答道:他身体不好在家休息呢。实际上,他当时就在不远处的房间里。事后有人向他说起,他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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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偶然看到一位日本考古学者写的《中国考古学进展》一文,他先写到随日本考察团于1957年来华访问,离开北京时的送别场景让人感动,其中还写到了苏秉琦先生。并说在此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苏的名字。似乎他已经在中国考古舞台上消失了。我还在90年代初看到另一个境外人的文字里说,他以前还真不知道北大(以及北大的苏氏)也在从事考古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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