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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中旬，我照例放暑假回家，母亲急着告诉我上述情况：“你父亲星期日也睡懒觉了，准是搞运动有心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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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隐隐觉得该劝他不要沉闷，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正好看到《北京晚报》的一则演出广告，有个印度的文艺团体正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影子戏《佛的一生》，就买了两张票和父亲一起去了。它是讲述佛的出生和创立佛教的苦难历程，由二十多个男演员在一张白布屏幕的后面演，观众看到的是灯光透射到幕布上的彩色背景和演员动作的黑影子，配有动听的音乐和歌曲，艺术效果挺好。在观看中途的休息时刻，他对剧情说明书最前面的几行字很注意，指给我念道：任何文艺的出现、形式和内容都会受到社会思潮和意识观念的影响（大意）。我不解其意，他也没有再说下去。此后直到坐公共汽车回家，都没能再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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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之后我回到学校。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的指引下，全国轰轰烈烈地发起了反右派的运动。南开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雷海宗成为很刺眼的右派。我内心隐隐地对父亲更加担心。我往家里寄了封简短的信，想侧面询问情况。我知道多数情况下邮递员送信是在上午，那时父亲肯定不在家。果然是母亲一人看了我的信之后立即回了信，说一切是暑假时期的样子。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几天后，我突然接到了父亲少有的来信，文字不多却很简练。我能记得它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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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之，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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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和你妈妈想起，你的生日到了。这是你的20岁生日，该向你祝贺了，20岁，意味着你是成人、大人了。你可以也应该自立于世上，要学会用理智思考问题，做事冷静。努力将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抱负的、为国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物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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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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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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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后反而有些不安，于是没有提前和父母商量就利用国庆假期又回北京了。先见到了母亲，母亲说：“你爸反正不是右派，我给你回信的事情没告诉你爸，他给你写信是巧合。”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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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下班回家，见我回来很意外，劈头就说：“是不是对我不放心？我很懂得现在的成就来之不易，有了这个好的局面我个人的得失算不上什么。我绝对是拥护领导的，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有愧于社会的事情，我是清白的。你空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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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进一步的情况，却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我鼓起勇气第一次提出要求，说：“爸，你陪同我去郊区玩玩吧。”于是按照他的主意，我俩转乘了几个线路公共汽车到了潭柘寺游览了一天，他说他也许久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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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寺庙里特别冷清，站在树荫下，我觉得全身都很冷。可能是为了消除些冷清吧，他说一千多年前先有了潭柘寺，后有了北京城，可如今又有几个人知晓呢。我有些不耐烦，心想你怎么还瞎扯这些旧事，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全国人都在反击右派的形势、和时代潮流太不合拍了，太落后了。于是便顺口回答：“知道了这个又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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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很生气，我定是触到了他心底的敏感处。他说：“你自己一个人这么想，那是愚蠢无知。但如果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这么看了，麻木不仁，那可就是社会悲剧了。国内外的多少事例都证明了，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会自行消亡。可抗战胜利才过去了十二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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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下，吃着母亲给我们备好的干粮和西红柿。他还在思量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说：“现在搞运动，要挖掘自己坏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却从不提倡归纳自己好思想的来源和它的发展变化。当年我在决心攻读历史专业时，日本在东北大搞奴化教育，鼓励中国人‘埋头读书’、学说日本话、写日本字、学日本历史地理，险恶企图很明显，这一招比鸦片还厉害。我就是想让全民族不忘历史，也就不会灭亡，想教育救国。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难道不算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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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多次和我们子女们说：“中国长期不分裂并有凝聚力—举世罕见，最主要的是靠它精美厚重的文化，而文化里面最核心的是思想、语言和文字，它们是民族的灵魂。其后是历史与道德观念、人与自然的协调观念，和优良的传统等。现在太需要向社会、向人民大众宣传这些了。”我听不进去，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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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返回大学的前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北京文史馆的客人，他顺便告诉父母，那位常来我家串门的同行（名字我已忘却）已经被打成右派了，他“反党，给党总支提了好多意见，和书记过不去……气焰嚣张……今后不会来打扰你们了”。他说的这个年轻人我有印象，他是从部队转业的一个孤儿，休息日也待在单位里（位于北海公园东侧的静心斋里），逛公园都逛腻味了，只能看看古书。父母就说你就常来我家自由活动吧。他30岁的样子，热情爱说笑，说话无遮拦，有正义感像个侠士，跟我谈过许多见闻，我也爱听。我还记得他曾把他的一些发言材料递给父亲看，说党支部书记飞扬跋扈、不像个好党员等。翌年，又听说他被下放劳动了，之后就再也无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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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我放寒假再回家，我母亲才把反右运动的点滴情况告诉了我。原来在“请给党委提意见、向党交心”动员之后的数次大小会议上，父亲都照例很认真地写发言稿，像做学术报告那样发言。显然，回头一看多为“错话毒草”。父亲将他认真写出的旧的发言底稿和检查稿，都撕成几片交给了母亲，做点燃煤球炉子用，所以母亲借机把纸片拼接起来逐一细看了，还把几张重要的留了下来给我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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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又说：你可别和你爸提这些，免得他心痛，他也不会说啥的，尽管他心里也憋屈。你爸就是能憋得住，所里的陈梦家先生、北大的向达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他回家就是没有说，完全埋在自个心里，我是从徐伯母那里听说之后再问他，他才说：“陈梦家是个少有的人才啊，就连在昆明的闻一多也在抗战胜利后举荐他去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啊。可惜啊——虽然他独来独往，自恃清高。向达先生更是个直筒子的人，遭殃了啊……”“翦先生在主席台上尖锐地批判向先生，向先生在台下死死低着头，两个人原本是亲密战友啊……情景凄惨，我怎能不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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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父亲在考古所的那些“错误言论”都是些什么呢？多年后我问过他，他大概说了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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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修路和通车的关系”问题。父亲说他在西南地区看到，那里的司机可以克服许多难关，勉勉强强地把艰险的路途好歹填平应付一下，只图把自己的车开过去就了事了。但我们是研究所，不能这样，研究所就必须把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要建设一条好的公路。有了好的路，完成当前的各项任务和紧迫课题（通车）就顺理成章了，就顺畅了，功劳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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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过河人与建桥人的关系”问题。父亲说，这句话的第一个意思是，我们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同吃馒头，如果吃了三个馒头还不饱，吃第四个饱了，决不能说这只是第四个馒头的功劳，进而否定或忘记前面的工作成绩。考古工作就是要一代人一代人地接力继承，不要忘记、忽视前人。我们和旧社会一刀两断，可学科工作如何接续和划清界限需要掂量。再一个意思是，过了河的人不要忘记修桥，更不能过河拆桥，给以后的研究造成麻烦。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做好发掘和自己的研究报告，但不能给后人的继续研究工作、科普工作、文物保护等工作挡路，造成人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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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己的上述言论做“深刻批判”的几次检查中，他的内心肯定是极痛苦的。我看了他的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稿，写得很是牵强，谈不上逻辑性。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观点、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散漫等帽子都扣上了。都是为了“蒙混过关”吧。而到了90年代，我忽然发现，他的这些右倾言论，却和三十多年后的谈话有些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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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里还提到，对于傅斯年的政治面孔认识批判不足，还曾设想在大陆也应当出现几个新的傅斯年。关于这一点我和母亲都知道，他的这一点是“轻描淡写”了。记得王振铎先生和我父亲聊天时，曾多次说到傅斯年、（李）济之的学术研究，还有他和傅斯年多年交往期间的许多趣闻。他俩有过很合拍的言论，曾激动地说：“就要学着傅斯年、济之的样子做学问”，“这里太缺个这样的热心于学术集体和关怀年轻人的‘老母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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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提到，在北大的讲课过程中所散布的三反言论，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秦始皇很专横，搞了焚书坑儒；说清代有文字狱；说有个朝代社会治安很好，路不拾遗，没有黄世仁压迫杨白劳那样凄惨的事情，美化万恶的旧社会。而最为“恶毒诬蔑新社会”的言论是，说有的墓葬里会依次堆积有几个朝代的物件，就像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既有过去皇帝的建筑，也有我们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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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心目中，对于学生们尖锐的批评却从没有太往心里去。母亲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对母亲说：“学生嘛，天真没有歹心，有啥可怕，算不上是人身攻击，如果他们没点热情和志向怎么能成。骂就骂呗，多少人被骂了多少年，还不照样吃饭、做学问？你说话、写文章之前就要有被人骂的思想准备，听听学生骂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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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北大的学生们写的批判苏秉琦的反动学术思想期刊发表了。此后多少年过去，他却几次说，里面毕竟还是有些可思考、很重要的地方。在80年代我曾问他，究竟是哪些可思考的地方。他说：学生们要求我教学里要“见物又见人”，其实我没有想“见物不见人”，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所以双方在认识上，没有根本性不相容的矛盾。“1959年末，我和学生们去陕西泉护村做发掘，整来了一大堆陶片，一起整理，双方的分歧误解也就消除了许多了。”他又告诉我：1965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章的出现，也和学生们有关，这篇文章是我和学生们集体编写教材之后才逐渐萌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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