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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己的上述言论做“深刻批判”的几次检查中，他的内心肯定是极痛苦的。我看了他的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稿，写得很是牵强，谈不上逻辑性。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观点、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散漫等帽子都扣上了。都是为了“蒙混过关”吧。而到了90年代，我忽然发现，他的这些右倾言论，却和三十多年后的谈话有些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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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里还提到，对于傅斯年的政治面孔认识批判不足，还曾设想在大陆也应当出现几个新的傅斯年。关于这一点我和母亲都知道，他的这一点是“轻描淡写”了。记得王振铎先生和我父亲聊天时，曾多次说到傅斯年、（李）济之的学术研究，还有他和傅斯年多年交往期间的许多趣闻。他俩有过很合拍的言论，曾激动地说：“就要学着傅斯年、济之的样子做学问”，“这里太缺个这样的热心于学术集体和关怀年轻人的‘老母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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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提到，在北大的讲课过程中所散布的三反言论，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秦始皇很专横，搞了焚书坑儒；说清代有文字狱；说有个朝代社会治安很好，路不拾遗，没有黄世仁压迫杨白劳那样凄惨的事情，美化万恶的旧社会。而最为“恶毒诬蔑新社会”的言论是，说有的墓葬里会依次堆积有几个朝代的物件，就像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既有过去皇帝的建筑，也有我们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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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心目中，对于学生们尖锐的批评却从没有太往心里去。母亲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对母亲说：“学生嘛，天真没有歹心，有啥可怕，算不上是人身攻击，如果他们没点热情和志向怎么能成。骂就骂呗，多少人被骂了多少年，还不照样吃饭、做学问？你说话、写文章之前就要有被人骂的思想准备，听听学生骂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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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北大的学生们写的批判苏秉琦的反动学术思想期刊发表了。此后多少年过去，他却几次说，里面毕竟还是有些可思考、很重要的地方。在80年代我曾问他，究竟是哪些可思考的地方。他说：学生们要求我教学里要“见物又见人”，其实我没有想“见物不见人”，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所以双方在认识上，没有根本性不相容的矛盾。“1959年末，我和学生们去陕西泉护村做发掘，整来了一大堆陶片，一起整理，双方的分歧误解也就消除了许多了。”他又告诉我：1965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章的出现，也和学生们有关，这篇文章是我和学生们集体编写教材之后才逐渐萌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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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感觉，学生们提到的“见物又见人”，或者现在说的“透物见人”，父亲一直埋在心底没有忘却。三十年后的1987年父亲提出的“动态考古”固然是从更深的理论角度说的，他解释说是针对“描述的科学”而言的，但毕竟是强调要通过器物来透射出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的生活面目(2)。他曾说准备在这一方面继续研究下去，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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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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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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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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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小回阳”的日子，国庆节刚过不久，父亲突然接到了社科院的通知，说让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学部委员扩大会议”。此前，他还没有进过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父亲急忙让母亲陪他到从上海迁到西四的“造寸服装店”，专门定制了一套讲究的中山服，又去王府井的“四联”理了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三十年来所参加的、也是他此生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而在此之前他参加的最大的会议，就是1949年在文津街一个小礼堂举行的、由郭沫若主持的“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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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途他回了一次家，顺便对母亲提起，会议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个大北照相馆拍摄的合影，如果想要一份可以登记并交纳费用。母亲立刻说，多光荣的事啊，你还和我说什么，你登记交钱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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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前夕，赶巧三伯父来我家，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很高兴。此后再次来我家时，问我父亲：你参加了会议之后，你的环境和工作有了些新的起色了吗？父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当然我的大脑没休息，倒是更明白了，考古工作、历史研究都需要能够为民族的自信心加油鼓气，为“大政治”服务。我们子女们在一旁听了，觉得一头雾水。怎么还有个“大政治”一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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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了1985年，一次和父亲聊天，他说，旧社会有句老话，叫作“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话不假。知识分子所求的也很简单，就是能得到认可。这首先是自己劳动成果被认可，和自己人格的被认可。接着又解释说，当然，当不被认可时会很痛苦的，例如顾颉刚先生。但是当顺利得到领导的赞许春风得意时尤其需要冷静，一时的得意顺畅不一定是美事。1958年“大跃进”，站出来说亩产几万多斤粮食符合科学道理，为报纸所认可了，可这就跌跟头了。所以，所谓的被认可，应当是被事后的社会所认可，为学科以后的发展所认可，为后人所认可，而不是眼下领导人或报纸给你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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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好的名厨，要潜心琢磨几个拿手好菜留给世人，它必定是大菜，但并不一定是山珍海味的材料，却能永受欢迎。在60年代初，我和你妈妈受邀到东安市场里面的湘蜀餐厅（那个牌匾是郭沫若题的字），吃了那里的名菜——鱼香肉丝和松鼠鳜鱼。那是我俩第一次吃，真好。几年过去，现在好多饭店都能制作了，而发明这道菜肴的厨师才是真正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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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过，四川的高级厨师有一道汤，价格不低于一道热菜。表面看似一小盆清水，很不招眼，可喝起来美妙极了，怎么回事？要用好多细选的肉材和佐料，文火久煮几个小时，再把固体物捞出，是浑汤，再倒入鸡肉糜继续慢煮，鸡肉把美味留下，把汤里浑浊物都沉淀了，再把这清清的汤水呈献给客人。我们做事情也要学会慢工出巧活，用朴素无华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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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文革”前夕的他，思想深处已经认识到，自己既然是个最普通的研究人员，就不要热心于看重眼下一时的“应时小炒”，而是要有点“顾颉刚精神”：更多的是为着以后。这些和50年代他与王振铎先生两人意气飞扬，指点北京文物工作的状态已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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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父亲再次对我说：“认可，首先是自己心里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到了晚年，他还对这句话做过补充：小的时候父母常对自己说要当乖孩子（得到大人的认可），上学了又说要当乖学生（得到老师的认可），工作了又说要当一颗螺丝钉（得到领导的认可）。可到了早已是壮年或老年人的时候，“认可”就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了。“你不需要我的承认，我也不需要你的承认。人生短暂，没那么多时间来期待承认。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甚至是小同大异，自有历史评说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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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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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业务灵魂之一：“学会读书，学会和作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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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父亲说：“除了明确了你的指导老师外，一定要死死地抓住一本或两本书，把它啃透。要学会和这个作者对话，不断地问他问题，然后自己来替他回答。如此不断反复，像牛吃草后反刍，定有收获。你将感觉自己的眼界扩大了，站得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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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光明日报》连续刊载了一位英国科学家写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父亲赶紧把它剪贴起来给我阅读。他说，阅读期刊里的论文，有的粗读，有的要细读。细读时，也是要和作者对话，假定在和他交朋友，体会他为什么把话写到了这里为止了，为何不再多前进一步。所谓细读，要细分到每个词汇的理解和定义，要准确理解它们和准确运用它们，不要含糊。进而，把这书、这文章的核心，凝聚成一段话、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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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明白了他的工作学习方法和特点，那就是思考。他每晚俯身在书桌上，无论是阅读还是提笔，都常有暂时的停顿。他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