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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此后我发现了许多实例：阅读一些好的文章，能在其内第三段处找到核心重点。在我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中，懂得把最核心最精彩的内容放在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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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又提到我对“事分为四”的收获。他说：“就是，你学了它很必要，但不要作为八股文来机械地执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有时可将相连的两个合并，总共成了三部分，有时一个部分复杂些可以再一分为二，于是成了五个部分。”接着又说：“我现在倒是有些担心，学生们课堂知识有了，却没有转变为力量。怎样结合实际，防止变成书呆子，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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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父亲对我说：你知道了碳十四测年，却没有实际操作过，而我们研究所的仇士华先生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多年，比你大五岁，你过两天去拜访他们夫妻的实验室吧，定有收获。而且你也操作高真空系统，和他们会有共同语言的。最后特别叮嘱我：“注意，一定要尊重他俩，在1957年的运动里，他们受到了很重的打击，当然也有一点可庆幸，没被下放劳动。还在自己创建的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坚守着工作，快有眉目了，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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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又过了几年，父亲告诉我，仇先生的碳十四测年终于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可以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了，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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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也是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到他晚年时又多次从更深的层面，与我们谈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把方法论提高到了学术观点和学术道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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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识别好马，志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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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个信息，让年轻的我不好理解。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后又与我一同留校任教，在1962年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告诉我，她的母亲黄萱，十多年来一直在给陈寅恪先生做助手，而且后来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呢。再有，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对这助手很满意，说“（唯有黄萱）在学术上倾情相助”从而能“屡结硕果”，她“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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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她又告诉我一个“趣闻”：郭沫若和陈寅恪谈不拢，就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意思是郭属龙，陈属虎，一人耳聋一人失明还在斗。到了暑假，我好奇地把这趣闻告诉了父亲。“给重要的学者——尤其是当下全社会‘并不看好’的学者——配备助手，太难能可贵了，这位领导了不起。”父亲伤感地说，“可你说的龙虎斗消息绝不是趣闻，而是悲闻吧！郭陈二人对社会的态度和所处的地位已是天地之别了。”我这才知道，父亲对早年在北平时就认识的陈寅恪的种种处境已有些耳闻，但不愿多说。接下来他说：“你绝不要用通常人的眼光和概念来评价人家，那可是两个顶尖的学术大家，他俩的学术和思维境界要比一般的教授高出好几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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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后父亲又接着说：你从那句诗也能看到，郭院长的头脑可真的非同一般，太灵光了，非常人能比，而且自幼到老有很多令人佩服的典故。例如我听说，西安的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后，1958年请他写了牌匾，他把“遗址”写成了“遗趾”。后来有人壮着胆子去问，他答：这里留下了半坡人的足迹，所以就应是脚趾的趾。“你毕竟是学理的，不要想那么多极度聪明的故事为好，更不要想着学，你也学不好，还是宁可书呆子气味浓一些为好”，“不要将注意力放在上层人物上，多想想自己未来的蓝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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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位于新街口北边的徐悲鸿纪念馆开放了，全家人去参观。父亲让我特别注意关于识别好马的故事。他说，要学会抓住事物的最核心处，而不屑理睬次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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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生物物理专业毕业的悌之要赴青海中科院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他明白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不可能去理想的单位。与此同时，为支援三线建设，我也随天津南开大学核物理教研室整体转移到了兰州大学。两个儿子在同一个月里远去，母亲心里不安，说这个家怎么又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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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很宽，鼓励我们说，你们就志在四方吧，西北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但民风朴实，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的专业特长在那里会大有作为，这才是对你俩最重要的事情。他还说，有的时候不要挑剔那么多，自己看准了方向，低下头干就是了，吃了苦才会知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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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悌之捆扎行李时，父亲一再说及俞德浚先生就是在四川和云南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卓越成绩的。在送悌之上火车时，他又说：“去吧，记住在你初中时俞伯伯说的话：‘你对于植物学科有天赋，记忆力清晰，是个学植物的材料。’他说你能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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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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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现已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是父亲几乎从50年代初起一直思虑的心结，也是他和王振铎先生议论过多次的感慨颇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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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少有地到考古所找父亲，正好碰到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们正在观看庭院里几个临时的长条桌上陈列着的许多发掘物件。他们正好说到，这个陶器罐子里面用水浸泡着一批竹简，似乎已看不出字迹了，希望找到个办法，让原有的字迹显现出来。到了60年代，父亲告诉我，还是没办法让它现出字迹来，已经“不了了之”了（自行坏掉了）。他又说：“在十三陵，发掘出定陵后全国振奋，举世震惊，可你知道吗，那地下的绫罗绸缎已经全部成灰了，现在只剩有当时拍下的几张照片了……很让人揪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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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对我说：我们行业里受到的“考古就是挖宝”的思想影响很深，常常在一些事情上表露出来并带来不良影响。那些宝贝确实好，重视它并没有错，多数外国人也欣赏它们，甚至还想购买收藏，但是不可忽视的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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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那些宝贝四周还有许多物件，“不值钱”却有研究价值，甚至很有意义也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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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遗址的周围环境，对于研究很有用处，对于我们搞科学普及也很有用。就如同去半坡遗址所看到的，在博物馆墙外耸立起高楼，太憋闷了，怎么让参观者和研究者去设想当年先民们是如何用四周的壕沟来抵御野兽侵袭的？为了说明这件事情，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乾隆皇帝一次过中秋节，让太监们在太和殿前面的中轴路上摆放了桌椅和茶点，和皇后妃子们赏月，很是惬意。除了看到蓝天和星月，就没有别的了，自己与天相近。一阵微风吹来更是舒畅，说：真好啊，我今日与全体黎民一道共享中秋美景，共吸这清凉之气。底下一个太监连忙说道：皇上有所不知，您是吸着从天上吹下来的新鲜之气，是阳气。而下面老百姓吸着穿过了多少污浊之处的臭气，多人呼出的污浊之气，那已是阴气了。他又解释说：“你想想，在故宫的中轴路上，有树吗？没有。能看到周围的住房吗？不能，这是故宫当年设计者的高明之处。讲这些话的意思，是环境。环境多重要。如果在故宫周围全部盖起高楼，那么故宫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现在我们呼吁遗址的保护，起因之一就是在其四周不留一点空隙，就像你在半坡遗址所看到的”。“我们之所以强调保护环境，是因为环境的破坏正在直接地和间接地损伤着文物自身。王天木就很担心，随着工厂的密集，二氧化碳增加，空气中含有酸质，雨水是酸雨，直接加速着故宫等地围栏石雕的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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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懂得了文物，现在需要懂得“大文物”，即那些大号的无法搬运（也不需要搬运）的文物。除了懂得文物和“大文物”，还要懂得遗址和“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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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保护古天象台，保护莲花池，保护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城墙遗迹，保护圆明园，保护平谷的黄帝活动遗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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