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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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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现已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是父亲几乎从50年代初起一直思虑的心结，也是他和王振铎先生议论过多次的感慨颇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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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少有地到考古所找父亲，正好碰到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们正在观看庭院里几个临时的长条桌上陈列着的许多发掘物件。他们正好说到，这个陶器罐子里面用水浸泡着一批竹简，似乎已看不出字迹了，希望找到个办法，让原有的字迹显现出来。到了60年代，父亲告诉我，还是没办法让它现出字迹来，已经“不了了之”了（自行坏掉了）。他又说：“在十三陵，发掘出定陵后全国振奋，举世震惊，可你知道吗，那地下的绫罗绸缎已经全部成灰了，现在只剩有当时拍下的几张照片了……很让人揪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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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对我说：我们行业里受到的“考古就是挖宝”的思想影响很深，常常在一些事情上表露出来并带来不良影响。那些宝贝确实好，重视它并没有错，多数外国人也欣赏它们，甚至还想购买收藏，但是不可忽视的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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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那些宝贝四周还有许多物件，“不值钱”却有研究价值，甚至很有意义也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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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遗址的周围环境，对于研究很有用处，对于我们搞科学普及也很有用。就如同去半坡遗址所看到的，在博物馆墙外耸立起高楼，太憋闷了，怎么让参观者和研究者去设想当年先民们是如何用四周的壕沟来抵御野兽侵袭的？为了说明这件事情，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乾隆皇帝一次过中秋节，让太监们在太和殿前面的中轴路上摆放了桌椅和茶点，和皇后妃子们赏月，很是惬意。除了看到蓝天和星月，就没有别的了，自己与天相近。一阵微风吹来更是舒畅，说：真好啊，我今日与全体黎民一道共享中秋美景，共吸这清凉之气。底下一个太监连忙说道：皇上有所不知，您是吸着从天上吹下来的新鲜之气，是阳气。而下面老百姓吸着穿过了多少污浊之处的臭气，多人呼出的污浊之气，那已是阴气了。他又解释说：“你想想，在故宫的中轴路上，有树吗？没有。能看到周围的住房吗？不能，这是故宫当年设计者的高明之处。讲这些话的意思，是环境。环境多重要。如果在故宫周围全部盖起高楼，那么故宫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现在我们呼吁遗址的保护，起因之一就是在其四周不留一点空隙，就像你在半坡遗址所看到的”。“我们之所以强调保护环境，是因为环境的破坏正在直接地和间接地损伤着文物自身。王天木就很担心，随着工厂的密集，二氧化碳增加，空气中含有酸质，雨水是酸雨，直接加速着故宫等地围栏石雕的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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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懂得了文物，现在需要懂得“大文物”，即那些大号的无法搬运（也不需要搬运）的文物。除了懂得文物和“大文物”，还要懂得遗址和“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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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保护古天象台，保护莲花池，保护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城墙遗迹，保护圆明园，保护平谷的黄帝活动遗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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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18日至25日，文化部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召开“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父亲在3月22日作了发言，发言的头一段话就提出了“大文物”和“大遗址”的概念。他说：“大文物，指不能移动的，和移动后削弱了其研究价值的文物。整个一个泰山就是个大文物。你如果把山上的石刻都搬移到博物馆，研究的价值和公众的欣赏价值都大打折扣。因此，大文物、大遗址保护工作与考古发掘有区别又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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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的第二段，专门谈“大遗址”的保护。为此，他首先界定了大遗址的范畴，主要有四类：旧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的，要选择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大的；秦汉时期的，硬土层；汉唐时期的，有了中轴线之后才盖房子的。文物局的工作绝不是把几件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他说提出“大遗址”概念，就是要把那些规模较大、保留价值较大，内容丰富的一些遗址群，列为大遗址来保护，哪怕在几个重要遗址之间有“空白地带”也需要含入。一个遗址是包含着它的野外环境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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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今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对这位素以每到一处必摸陶片著称的老人，会以为他最多是个踏实的田野发掘者而已，眼界不会很宽。不会想到，他竟然是四十年前“大遗址”概念的提出者。到了现在，大遗址、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已然成全社会的共识和热门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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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炜先生讲，在1973年，他和张彦煌前来，围绕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谈及手里有三百多个刚发现的遗址线索，请教该如何筛选以做深入工作。我父亲说了三点，一是注意找铜器，二是找文字线索，三就是找国、都，而不是野，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够都城条件的“大遗址”。父亲的这一观念，最终成为发掘陶寺遗址、曲沃翼城交界的方城遗址、东下冯遗址的缘由。自此，父亲对这几个地方也格外关注，特意把他在东下冯的一组照片加上说明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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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大遗址”的提法不理解，生怕和“好大喜功”沾边，所以曾问过他：遗址在于它的意义大小，而不在于其体积、面积的大小吗？他却回答我说：很多大的遗址就是有巨大意义的，能够反映方城、古城、古国的，都是些大号遗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和眼光，挖出了几件宝贝就认为得到了一切，就此事论此事，那就会“丢了西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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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国家文物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和处理文物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改进文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供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采纳。父亲是委员之一，对此他一直很投入。他说：“从文物，扩展眼光到大文物，到遗址，再到大遗址，这才是全国的文物事业，才是国家文物局的正事，研究和保护它们，才能懂得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浑厚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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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开始，我因工作关系，常去济南和泰山，也就和父亲多次说到泰山文物。他告诉我，都说泰安市是历史名城，以为这来自泰山上面诸多的石刻古迹，可是这些石刻又有多久？其实在泰安市南边的大汶口，那才是个宝地，悠久的古代文化在那里。后来他给山东同仁的信里说道，泰山、泰安市、大汶口，三者合起来，可以称之为一个大文物。在家里，他还说过，限于大汶口遗址发掘工作偏早，没有充分注意到出土物件周围的情况，也就没有发现城郭，可是没有足够的配套的环境，是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高水平的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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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父亲在给殷墟博物苑题写的创建纪念稿中，也提到了“大遗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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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博物苑的创建是殷墟考古事业符合逻辑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这座大遗址，把它传之子孙永保用，发挥社会效应，如何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市）的现代化建设规划同时协调统一起来，是个新课题。这需要有关方面积极配合，集思广益，才有可能把它较好地解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愿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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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可以说是父亲“大遗址”观念的实际运用。他曾说过，这个地区这么多的遗迹，合成了一个大遗迹，各个点之间的空白处也应括在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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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在家里说到了“大政治”，1964年说到了“大文物”和“大遗址”；后来到了1986年，他又说到了“大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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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弟弟偶然地得知，我家在西直门大街宿舍的后院邻居、植物学家侯学煜，对“以粮为纲”口号有不同的看法，在80年代初提出了“大农业”“大粮食”的新观念，曾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弟弟把它赶紧告诉了父亲，他听了说：这个“大”字就是好啊，有些时候就是要有大视角，能把问题看得透彻—我和侯先生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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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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