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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保护古天象台，保护莲花池，保护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城墙遗迹，保护圆明园，保护平谷的黄帝活动遗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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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18日至25日，文化部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召开“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父亲在3月22日作了发言，发言的头一段话就提出了“大文物”和“大遗址”的概念。他说：“大文物，指不能移动的，和移动后削弱了其研究价值的文物。整个一个泰山就是个大文物。你如果把山上的石刻都搬移到博物馆，研究的价值和公众的欣赏价值都大打折扣。因此，大文物、大遗址保护工作与考古发掘有区别又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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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的第二段，专门谈“大遗址”的保护。为此，他首先界定了大遗址的范畴，主要有四类：旧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的，要选择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大的；秦汉时期的，硬土层；汉唐时期的，有了中轴线之后才盖房子的。文物局的工作绝不是把几件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他说提出“大遗址”概念，就是要把那些规模较大、保留价值较大，内容丰富的一些遗址群，列为大遗址来保护，哪怕在几个重要遗址之间有“空白地带”也需要含入。一个遗址是包含着它的野外环境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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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今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对这位素以每到一处必摸陶片著称的老人，会以为他最多是个踏实的田野发掘者而已，眼界不会很宽。不会想到，他竟然是四十年前“大遗址”概念的提出者。到了现在，大遗址、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已然成全社会的共识和热门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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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炜先生讲，在1973年，他和张彦煌前来，围绕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谈及手里有三百多个刚发现的遗址线索，请教该如何筛选以做深入工作。我父亲说了三点，一是注意找铜器，二是找文字线索，三就是找国、都，而不是野，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够都城条件的“大遗址”。父亲的这一观念，最终成为发掘陶寺遗址、曲沃翼城交界的方城遗址、东下冯遗址的缘由。自此，父亲对这几个地方也格外关注，特意把他在东下冯的一组照片加上说明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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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大遗址”的提法不理解，生怕和“好大喜功”沾边，所以曾问过他：遗址在于它的意义大小，而不在于其体积、面积的大小吗？他却回答我说：很多大的遗址就是有巨大意义的，能够反映方城、古城、古国的，都是些大号遗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和眼光，挖出了几件宝贝就认为得到了一切，就此事论此事，那就会“丢了西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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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国家文物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和处理文物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改进文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供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采纳。父亲是委员之一，对此他一直很投入。他说：“从文物，扩展眼光到大文物，到遗址，再到大遗址，这才是全国的文物事业，才是国家文物局的正事，研究和保护它们，才能懂得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浑厚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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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开始，我因工作关系，常去济南和泰山，也就和父亲多次说到泰山文物。他告诉我，都说泰安市是历史名城，以为这来自泰山上面诸多的石刻古迹，可是这些石刻又有多久？其实在泰安市南边的大汶口，那才是个宝地，悠久的古代文化在那里。后来他给山东同仁的信里说道，泰山、泰安市、大汶口，三者合起来，可以称之为一个大文物。在家里，他还说过，限于大汶口遗址发掘工作偏早，没有充分注意到出土物件周围的情况，也就没有发现城郭，可是没有足够的配套的环境，是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高水平的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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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父亲在给殷墟博物苑题写的创建纪念稿中，也提到了“大遗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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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博物苑的创建是殷墟考古事业符合逻辑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这座大遗址，把它传之子孙永保用，发挥社会效应，如何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市）的现代化建设规划同时协调统一起来，是个新课题。这需要有关方面积极配合，集思广益，才有可能把它较好地解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愿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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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可以说是父亲“大遗址”观念的实际运用。他曾说过，这个地区这么多的遗迹，合成了一个大遗迹，各个点之间的空白处也应括在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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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在家里说到了“大政治”，1964年说到了“大文物”和“大遗址”；后来到了1986年，他又说到了“大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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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弟弟偶然地得知，我家在西直门大街宿舍的后院邻居、植物学家侯学煜，对“以粮为纲”口号有不同的看法，在80年代初提出了“大农业”“大粮食”的新观念，曾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弟弟把它赶紧告诉了父亲，他听了说：这个“大”字就是好啊，有些时候就是要有大视角，能把问题看得透彻—我和侯先生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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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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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前后，是他身体状况好、思想压力也较少的时期。有两件大事该使父亲高兴，但其实他只是对第二件事更加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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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他看得轻。这年春天，三伯父挺高兴地来到我家，带来了老家的好消息：县政府要落实政策，打算给仝和工厂家人十多万元作为结算。由于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已经去世，就只有他和我父亲两个人来商定如何处理了。三伯父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字迹工整，这是他想好了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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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要这几万元。”父亲听了他的讲述后立刻轻声却斩钉截铁地说。那时，父亲的工资还是每月2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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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又翻来覆去地议论了许多。父亲说：经历了挨饿，人们思想冷静了许多，各方面政策也符合实际情况了，正是该好好把各项工作做上去的时候了。多年来我戴着资本家出身（而且说你不是单单的资本家，你还兼做商人——“逢商必奸”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已经受够罪了。如果我再拿到这笔惊人的钱，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了，真的把这个帽子“落实”了。如果再来个运动，话把子不就更多更硬了？咱们趁早躲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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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三伯父再次来我家里说：“倒也是，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咱们算作无钱满身清，当个真正的普通人吧，就这样过日子挺不错的呀。”原来他刚刚和老家的领导们明确表态：我们谢谢政府，但绝对不要这笔钱了，请把它用在家乡建设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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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次见面，我们子女都没在场，是1967年的动荡中母亲说给我们的。“多亏你父亲没要那笔会惹事的钱财……咱们算是弃财免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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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族神奇的创业史，到现在又梦幻般地烟消云散了。到了晚年父亲又说：也多亏有资产阶级家族的精神与经济的支撑，才让我在几次关键处少了波折，才走出了今天这条路子。归根结底，还得感谢家乡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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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他看得很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他预订了不少单行本，分送给与其有关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小故事”能佐证这篇文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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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可能是编辑部觉得他的这篇论文太长，就建议将最后一节“仰韶文化与历史传说的关系”删去了。而这节正是遵循了徐旭生先生的学术思路。在1991年，《辽海文物学刊》又把这一节单独发表了。父亲曾为此写了补充说明，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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