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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父亲在给殷墟博物苑题写的创建纪念稿中，也提到了“大遗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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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博物苑的创建是殷墟考古事业符合逻辑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这座大遗址，把它传之子孙永保用，发挥社会效应，如何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市）的现代化建设规划同时协调统一起来，是个新课题。这需要有关方面积极配合，集思广益，才有可能把它较好地解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愿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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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可以说是父亲“大遗址”观念的实际运用。他曾说过，这个地区这么多的遗迹，合成了一个大遗迹，各个点之间的空白处也应括在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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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在家里说到了“大政治”，1964年说到了“大文物”和“大遗址”；后来到了1986年，他又说到了“大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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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弟弟偶然地得知，我家在西直门大街宿舍的后院邻居、植物学家侯学煜，对“以粮为纲”口号有不同的看法，在80年代初提出了“大农业”“大粮食”的新观念，曾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弟弟把它赶紧告诉了父亲，他听了说：这个“大”字就是好啊，有些时候就是要有大视角，能把问题看得透彻—我和侯先生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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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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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前后，是他身体状况好、思想压力也较少的时期。有两件大事该使父亲高兴，但其实他只是对第二件事更加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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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他看得轻。这年春天，三伯父挺高兴地来到我家，带来了老家的好消息：县政府要落实政策，打算给仝和工厂家人十多万元作为结算。由于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已经去世，就只有他和我父亲两个人来商定如何处理了。三伯父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字迹工整，这是他想好了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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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要这几万元。”父亲听了他的讲述后立刻轻声却斩钉截铁地说。那时，父亲的工资还是每月2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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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又翻来覆去地议论了许多。父亲说：经历了挨饿，人们思想冷静了许多，各方面政策也符合实际情况了，正是该好好把各项工作做上去的时候了。多年来我戴着资本家出身（而且说你不是单单的资本家，你还兼做商人——“逢商必奸”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已经受够罪了。如果我再拿到这笔惊人的钱，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了，真的把这个帽子“落实”了。如果再来个运动，话把子不就更多更硬了？咱们趁早躲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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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三伯父再次来我家里说：“倒也是，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咱们算作无钱满身清，当个真正的普通人吧，就这样过日子挺不错的呀。”原来他刚刚和老家的领导们明确表态：我们谢谢政府，但绝对不要这笔钱了，请把它用在家乡建设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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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次见面，我们子女都没在场，是1967年的动荡中母亲说给我们的。“多亏你父亲没要那笔会惹事的钱财……咱们算是弃财免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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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族神奇的创业史，到现在又梦幻般地烟消云散了。到了晚年父亲又说：也多亏有资产阶级家族的精神与经济的支撑，才让我在几次关键处少了波折，才走出了今天这条路子。归根结底，还得感谢家乡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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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他看得很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他预订了不少单行本，分送给与其有关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小故事”能佐证这篇文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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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可能是编辑部觉得他的这篇论文太长，就建议将最后一节“仰韶文化与历史传说的关系”删去了。而这节正是遵循了徐旭生先生的学术思路。在1991年，《辽海文物学刊》又把这一节单独发表了。父亲曾为此写了补充说明，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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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翻出旧稿重读一遍，这篇文章新意不多。但从它的写作时间，反思这半个多世纪学科发展的历程，颇有启发。似乎当时并未清醒地意识到，那正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篇短文似乎是有路标的意义的。看来无多少新意，竟然还有如此这般传奇故事。仔细想来，其中或许包含着某些确比这篇短文更为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写出来，就教于广大同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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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父亲对仰韶文化的思考一直没有休止。我在他的一堆故纸里，发现了一份五页纸的对仰韶文化讨论的“余论”，郭大顺认为写于1986年，它的第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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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仰韶文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重要源头之一；它的主要发展脉络是从“酉瓶”诞生，发育成熟，再还原到原型，以“蛋形瓮”为触媒，诞生“原始斝”，经过“斝鬲”过渡到鬲，最后溶解消失到中国“通用型”的灶釜。这是仰韶文化研究六十五年来成果的图解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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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2012年，我看到了杨泓先生写的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才知道父亲那篇文章原稿是先交给了夏先生之后，夏先生直接送到编辑部的，足见夏先生很注重学术的百花齐放，这两个老同事也是相互尊重有加。曾有传言说，五六十年代考古界的“南北两派互相看不起对方”，但在他俩之间并不存在。杨先生顺带说到，这个文章发表得益于夏先生，但是当时夏先生忙于出差而没来得及签字，编辑们请编委中其他人补签却颇费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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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据此（以及下面的故事四）理解了，父亲在1965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竟没有再在《考古学报》上刊登文章的主观客观多重原因，尽管父亲很重视这个期刊，在书柜里依序存放得很规整、没有缺失。一个80后的考古研究生对我感叹说，怪不得苏公在他的那个年代只能打游击在小报小期刊里写小文章，把它们的出处拿到当今的研究员评审标准审视，连副研究员都不合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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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理解了，在父亲离世后不久，这个学术性的核心期刊竟然出现了一篇文章，说我父亲的学术思想里含有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观念等。我们子女曾正式写信给编辑部，希望不要再有这样人身攻击文章挤入学术刊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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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我在本书即将脱稿时又得知，1973年，父亲带着学生张忠培拿着1959年后用了14年时间写成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交到编辑部。一位负责编辑部工作的老同志说：“这个部分内容某文章已经有了，那个部分就不必再单独出现了”，“泉护村报告也不必发了，有了已经出版的《庙底沟与三里桥》就够了！”此后，这位老同志还写信给张忠培，建议再删除《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中的一些图版和线图，并将文字压缩后再分两期连载——连我这个外行人听了都会感到，这几把砍刀正把作者的思想灵魂抹杀殆尽。事情就这样被封压了。直到后来情况转变，该报告才终于在1983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忠培在新书的封三上写道：“一九五九年写成初稿，廿四年后才贡献给读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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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考古人对我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是一篇有分量的标志性论文：作者的学术思想正趋成熟、即将进入一个新境界。这使我注意到，在1965年父亲还有一篇未发表、但已基本完稿的五千字论文：《黄河流域中下游原始考古动态》。我觉得这两篇论文可称之为姊妹篇，值得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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