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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三伯父再次来我家里说：“倒也是，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咱们算作无钱满身清，当个真正的普通人吧，就这样过日子挺不错的呀。”原来他刚刚和老家的领导们明确表态：我们谢谢政府，但绝对不要这笔钱了，请把它用在家乡建设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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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次见面，我们子女都没在场，是1967年的动荡中母亲说给我们的。“多亏你父亲没要那笔会惹事的钱财……咱们算是弃财免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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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族神奇的创业史，到现在又梦幻般地烟消云散了。到了晚年父亲又说：也多亏有资产阶级家族的精神与经济的支撑，才让我在几次关键处少了波折，才走出了今天这条路子。归根结底，还得感谢家乡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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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他看得很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在《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他预订了不少单行本，分送给与其有关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小故事”能佐证这篇文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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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可能是编辑部觉得他的这篇论文太长，就建议将最后一节“仰韶文化与历史传说的关系”删去了。而这节正是遵循了徐旭生先生的学术思路。在1991年，《辽海文物学刊》又把这一节单独发表了。父亲曾为此写了补充说明，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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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翻出旧稿重读一遍，这篇文章新意不多。但从它的写作时间，反思这半个多世纪学科发展的历程，颇有启发。似乎当时并未清醒地意识到，那正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篇短文似乎是有路标的意义的。看来无多少新意，竟然还有如此这般传奇故事。仔细想来，其中或许包含着某些确比这篇短文更为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写出来，就教于广大同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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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父亲对仰韶文化的思考一直没有休止。我在他的一堆故纸里，发现了一份五页纸的对仰韶文化讨论的“余论”，郭大顺认为写于1986年，它的第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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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仰韶文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重要源头之一；它的主要发展脉络是从“酉瓶”诞生，发育成熟，再还原到原型，以“蛋形瓮”为触媒，诞生“原始斝”，经过“斝鬲”过渡到鬲，最后溶解消失到中国“通用型”的灶釜。这是仰韶文化研究六十五年来成果的图解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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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2012年，我看到了杨泓先生写的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才知道父亲那篇文章原稿是先交给了夏先生之后，夏先生直接送到编辑部的，足见夏先生很注重学术的百花齐放，这两个老同事也是相互尊重有加。曾有传言说，五六十年代考古界的“南北两派互相看不起对方”，但在他俩之间并不存在。杨先生顺带说到，这个文章发表得益于夏先生，但是当时夏先生忙于出差而没来得及签字，编辑们请编委中其他人补签却颇费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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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据此（以及下面的故事四）理解了，父亲在1965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竟没有再在《考古学报》上刊登文章的主观客观多重原因，尽管父亲很重视这个期刊，在书柜里依序存放得很规整、没有缺失。一个80后的考古研究生对我感叹说，怪不得苏公在他的那个年代只能打游击在小报小期刊里写小文章，把它们的出处拿到当今的研究员评审标准审视，连副研究员都不合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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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理解了，在父亲离世后不久，这个学术性的核心期刊竟然出现了一篇文章，说我父亲的学术思想里含有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观念等。我们子女曾正式写信给编辑部，希望不要再有这样人身攻击文章挤入学术刊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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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我在本书即将脱稿时又得知，1973年，父亲带着学生张忠培拿着1959年后用了14年时间写成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交到编辑部。一位负责编辑部工作的老同志说：“这个部分内容某文章已经有了，那个部分就不必再单独出现了”，“泉护村报告也不必发了，有了已经出版的《庙底沟与三里桥》就够了！”此后，这位老同志还写信给张忠培，建议再删除《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中的一些图版和线图，并将文字压缩后再分两期连载——连我这个外行人听了都会感到，这几把砍刀正把作者的思想灵魂抹杀殆尽。事情就这样被封压了。直到后来情况转变，该报告才终于在1983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忠培在新书的封三上写道：“一九五九年写成初稿，廿四年后才贡献给读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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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考古人对我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是一篇有分量的标志性论文：作者的学术思想正趋成熟、即将进入一个新境界。这使我注意到，在1965年父亲还有一篇未发表、但已基本完稿的五千字论文：《黄河流域中下游原始考古动态》。我觉得这两篇论文可称之为姊妹篇，值得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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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文字里读出，父亲曾去上海博物馆看望在那里实习的师生，顺路给博物馆做了一个报告。在报告手稿的开头说：“北大学生来上海博物馆实习，这是第三次。感谢馆长让我谈几个问题，但比较可以多谈的是最后一个题目：近年中原地区的原始考古。这次的实习也是冲着原始社会的。”父亲把讲话手稿和这篇文稿放在一起精心保存着，表明他很在意这篇文章。我能感到许多语句都很重要，这里仅摘录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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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问题是我国原始公社氏族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特别是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这一革命变化，其目的是宣传辩证法和唯物论。实际工作是围绕着仰韶、大汶口和龙山这三种文化进行的（本书注：此文核心部分除了重点讨论这三种文化，还介绍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共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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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探索途径应从类型分析、年代分期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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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探索是沿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它们的年代分期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二、特征的性质，文化类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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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大汶口文化之后，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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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的东部地区，以洛阳为中心，它的后期明显地受到来自东方的文化影响。但如仔细把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这一沿海沿江弧形地带的同期文化遗存特征，加以对比，不难发现，仰韶后期所受到东南方向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来自大汶口。偃师洛城发现的大汶口类型墓地也帮助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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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时期—仰韶后期，以泰山之阳为中心的大汶口人在文化上超过了原来以华山之阴为中心的仰韶人，也超过了当时我国所有其他原始文化的人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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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间文化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我国原始社会历史上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一、它加速了我国原始公社氏族制从繁荣向解体的过渡，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二、文化中心从关中东移到中原（河南）；三、华族范围的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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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联想到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在《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苏秉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前言里说的，他在翻阅了那些未发表的资料和笔记之后认识到：（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思想）“就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而言，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两个姊妹篇，或许是研究他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史实资料。进而我还向前追索到，父亲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和石兴邦、吴汝祚等人一起在西安附近做考古调查后，虽然也写出了报道和简要的文章，但是其原始的绘图、表格和文字材料光从外观来看，其体积竟近于一个枕头的大小，父亲特意用一块大布将它们包裹存放着（现已委托北京大学做整理出版），也是重要的史实资料。张忠培先生对它很重视并告诉我，他在20世纪80年代到我父亲办公室时看到，父亲的书桌旁还有个箱子装满了当年从西安带回来的陶片，像是有时还会翻看思考它们，可见父亲在这些资料器物里不断地思考那里的文化分区等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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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想到，他56岁时的这篇尚未写好结束语的文章，在7个月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经历了十年冬寒，这棵冬小麦的思考没有完全停顿，且又有诸多新发掘资料的涌现推动，终于有了1975年的“冲刺”和1979年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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