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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摆的事实不加争辩，父亲也不愿多说，就这样“停战”了。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李石曾的许多事迹，父亲那时也肯定都知道，却未做“申辩”，闭口了，这和政治形势有关，我的弟妹三人都在上大学，都要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因而必须“看清家庭阶级实质，树立正确世界观”，这些都对父亲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几个月后我再回家时，那些材料不见了，是父母把它们处理了。我没有再问及此事，内心纠结，不知道是该进一步划清界限，还是同情关怀他——他四处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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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在北大，直接地感受着政治运动的浪潮。1957年马寅初遭到批判，1959年对大学教育很有一套经验的校长江隆基被贬到了兰州大学。尤其是到了1965年，全国掀起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他听了陆定一的报告，报告里尖锐地指出“它的要害是罢官”。对于这七个字，在俞伯伯家里和我的家里，四个大人心中别有一番苦涩。当年在昆明时，吴晗和唐兰都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对这个掌故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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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于1961年来北京开会期间，与吴晗等老朋友叙旧，他们在抗日期间于昆明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会议为期多日，蔡伯伯觉得晚上没什么事可做。吴晗对他说，我按照胡乔木、邓拓的旨意，尤其是马连良的请求，刚刚把新剧本《海瑞》脱稿，算是为马连良量身制作的，我把剧本拿给你随便看看吧。蔡伯伯是位很有文采、性格外向的人，过了几天在奉还稿本时说：你的剧本题目值得改动，京剧题目多为三个字或四个字，如打焦赞、打渔杀家、四郎探母，有动词给人以动感，这很重要，可你只写了个人名，显得平板，不如改成“海瑞罢官”吧。会议后，蔡伯伯拜会了俞伯伯，自觉得意地“显示”了这个趣事。不久，常去俞伯母家串门的母亲也听说了，于是将这则消息带到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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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报纸电台对吴晗的批判声中，两家大人揣测，蔡伯伯回到了云南后，会向四邻炫耀自己对“罢官”二字的“贡献”吧。果然，不久就听说，蔡伯伯已深陷其内了。他们很纠结：吴晗是历史学家，蔡希陶是搞植物学的，怎么会有恶毒之心和阴暗的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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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俞伯伯说：“真是不得其解，世事难料，以后还会怎么样呢？”俞伯伯和父亲在建国后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运动，但总归都应对过来了。当然父亲比俞伯伯更艰难些，因为没有党派，没有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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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我说：“文革”前，《人民日报》本就有社论，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大风暴的信号啊！可当时咱们即便是感觉到了，又能奈何？当风暴来临前，许多海边的、海底的小动物，都会钻到石头缝里躲避起来保命。可咱们是平民没法躲藏，山雨中只能静观其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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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之后，父亲闲聊时说：“平民的平字，怎么理解？它是和高门大户的高字相对应的，那些富贵人家，不但门槛高，而且大门的台阶也多。在老北京，台阶数量多也是权势的象征。平民是不能把大门立在三个以上台阶上的。台阶少就容易被水淹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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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读卖新闻》1957年4月11日，《每日新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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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的“动态考古”提法，散见于《文物天地》1987年第7期、《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考古》1987年第1期以及《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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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这些话经李晓东记录整理，李伯谦核对，刊登在2012年3月2日的《中国文物报》上，题目为《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工作——苏秉琦在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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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蒙河：《编〈张忠培先生六年学术论著目录〉》，《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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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父亲曾对我们说：“华人多居住在华山之北故为阴，大汶口人居住在泰山之南故为阳。有趣的是，北京东边有日坛——阳，西边有月坛——阴。”——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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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暴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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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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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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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动荡的一开始，父亲就被戴上了“反革命学术权威”“学阀”“三反分子”“资本家”等多顶帽子，和许多研究员一样，在单位的院子里戴高帽、挂牌子游街，后来便是被批斗，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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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下旬，家里第一次被造反派抄家。父亲书桌内外的一些手稿和信件、樟木箱里的银行存折、家传的几百个银元和几个小的金元宝以及母亲的首饰等均被抄走。当时我家小院子里的四五家邻居被吓得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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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父亲下班回家，才知道白天家里出事了。听了惊恐万分的母亲的诉说后无话可说。虽然摆放在书柜里的笔记本等没有被抄走，但父亲预感到不好，就连夜和母亲一起把大部分他认为更重要的（约六十本）小笔记本先用报纸包成砖头块状，再轻手轻脚地垒放在屋子外墙角处蜂窝煤堆的最里面了。之所以要在夜里行动，是因宿舍大院已成立了造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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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两天后造反派又来了，而且就是冲着笔记本而来的，把二十几本全盘抄走了。可以捎带说一句的是，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后，一位好心的邻居尹伯母（他们老两口也是从昆明迁回来的，和我家是老交情了）告诉我母亲，我家门前那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鱼缸里的十几条稀有品种大金鱼，也被待在院子里的一个造反派抄走了，他带有塑料袋，明显是有备而来。母亲对她说，我已没心思伺候金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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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大院开始对“牛鬼蛇神”施行专政：每周日早起要集合学语录，听训斥，再打扫院子和厕所等，邻居间已少有走动了，谁也不知谁的取向，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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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天，母亲又把老家那里的十多本旧账本、剩余的来往信件和文字散页等都销毁了。那时不敢焚烧，就想出了个办法：先用水浸泡，再用搓板搓烂如泥，再和煤炉灰掺混在一起，当作垃圾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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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些讽刺意味的是，造反派的组织“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在几天后“很礼貌”地写了个收条交给父亲。收条分几次给出，却偏偏没有把笔记本写上，这让父亲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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