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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些讽刺意味的是，造反派的组织“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在几天后“很礼貌”地写了个收条交给父亲。收条分几次给出，却偏偏没有把笔记本写上，这让父亲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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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第一次抄家。到了9月中旬，新成立的红卫兵前来查抄了。也还是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时。他们人多，气势也凶，威胁恐吓的话很多。那天父亲回家时天色已黑，母亲没有开灯呆坐着，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父亲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才委屈地答道：“又抄家啦！”父亲安慰了几句之后，两个人郁闷不语，吃了点儿西瓜就算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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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注意到，红卫兵头头事后补给的一个收条的编号是第一号，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这就是父亲的处境。父亲名字前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大帽子，而下款则是“中国劳动人民历史所红卫兵”的字样（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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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气愤的是，抄家后的第二天上午，参与抄家的一个人又单独闯入家里来，大声呵斥恐吓，强行把母亲身上仅有的两百余元过日子的钱搜了出来，竟还让母亲写了个字条，写上上交了多少钱和交款人姓名日期，再让母亲包在一张纸里就拿走了，当然成了他的私有之物。母亲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把我们四口人的吃饭钱都给诈走了，这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她呆坐家里有好几天不敢出门，饭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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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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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们子女们回想起来确有些后怕，那些日子或许是家中最危险的时期。因为我和弟弟在外地，两个妹妹住在大学里参加运动，无力来家及时安抚他俩。几天后我的妹妹、几个月后我和弟弟才陆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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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底，又有了第三次更严密的抄家，为时也久，却搜不出多少证据物件了。他们不相信我家里没有他们所希望、所需要的线索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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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在兰州工作，没有家里的来信已预感情况不好，就写信婉转地问母亲，父亲的身体如何。母亲简短回信说“他的身体情况如你估计到的一样”，我就明白又抄家了。到了十一节前，我以妻子身体不好为由请了长假回来。母亲说了情况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之前的那堆日记本呢？母亲说，幸好那些东西早在50年代末就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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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下班回来，又把情况向我细细说了一遍。因家里门窗的遮帘不严实，为防止有邻居看到我俩的表情而引出事端，父亲特意让母亲不要开灯。当全家凑齐，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妈妈多不容易，这大半生拉扯着六口之家，到头来还要跟着我承受这些。但你们放心就是，没什么，也不会再有什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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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子女都觉得，那个单独来我家诈走生活费的人太坏了，乘人之危做伤天害理的恶事，必须控告他，父亲说现在我处于被控告的地位啊。我们又想，至少该向造反派头目去反映，父亲却总是用沉默或简单的话“算了，过去了”来敷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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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那边也几次传来坏消息。父亲的办公桌、书柜和他的健斋207室住所也被研究所里的造反团前去查抄过了，除了所有文字物件，连被褥、枕头也全盘抄走。我回京后找了个机会，单身一人溜进了北大校园，看到了好几张给父亲贴的大字报，除了资本家出身、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思想之外，还说从我家里“搜出了大量金银财宝”，而且“搜出了国民党的党旗”。我知道这“党旗”的来历——家里存有一本《蒋兆和墨画集》，其中有个衣服破烂的女孩子跪在地面，手里举着一面小的国民党党旗，仰望天际，题目为“你能救救我吗？”这是一幅进步的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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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意外地看到，翦伯赞先生的大字报很多，所处的困境更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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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把见闻告诉父亲，他听了关于他的大字报后，轻轻叹息，而对翦伯赞先生的处境则很担忧，陆续地说，无法安慰他了，谁去帮忙都会添乱的。现在只能自己游自己的泳，过这深海了。又说，他绝对是个忠于党的人，党情大于人情，无可挑剔的，再说他的学问也很好，难得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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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抄家后，曾有近一年的时间，只发给每月70元的生活费，但那时不仅仅是有老两口，两个妹妹还在读大学。于是，她俩的生活费由已经工作了的我和弟弟支持。母亲精神好了些之后，提议父亲去“申请些救济费用”，把冻结着的银行存款领取出一点点吧，因为“我看病也得自己花钱啊，咱得买菜买粮食了啊，向工宣队反映一下吧”。父亲说，等着我先把笔记本要回来再说吧。他的心思全在他的笔记本上，曾对我说，他就像个呆子般，死命地一次次地索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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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7年年底，大部分被抄物资已被退回，可偏偏笔记本没有下落。1969年年初，工宣队入驻考古所，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体职工要到所里住大通铺大半年，只有周日回家一天。在以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除了学著作、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早请示、晚汇报外，多次开会针对我父亲，要他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父亲曾在这极度困难的半个多月里做了简单笔记，多年后我看了很心酸。那时的主调就是父亲交代建国前在北平研究院认识交往了哪些人，院内院外的都要想，会下还有工宣队找他谈话，“你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光表态要有实际行动，不要侥幸，不能蒙混过关，不能倒打一耙”，等等。这时容不得父亲申要笔记本。到了5月份全院开始批斗潘梓年时，父亲的压力才减少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立即写了一个纸条递交给了工宣队头目。条子草稿在家里保存着，从字面上看，像是个总账单，想全面核对一次，实际上却并未写全，核心是为了索要余下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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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下旬，考古所红卫兵从我家里查抄物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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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器物速写本约二十本左右，信件等其他文字材料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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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器、银器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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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存折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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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旧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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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北大历史系红卫兵从我的健斋207号房查抄的物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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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子1，褥子1，毛毯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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