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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裴文中，苏秉琦，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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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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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张忠培，严文明（苏秉琦，李仰松，刘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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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看出，笔记本和他的学术生命紧密相关。父亲从大学期间起，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不是每天都写，所以日记更像是笔记。在昆明期间，纸张极度缺乏，日记本承载的就更应该是笔记的任务了，而到了北平后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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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初开始，他的笔记本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大厚硬皮本，而是小本子了，可能是为了携带方便吧。衣服口袋、书包哪都放得下，出差、开会、上班、回家都能不离身。1960年至1961年间，想买到合适的笔记本是要常在逛街时留意的，我和我弟弟还在天津为他购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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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都知道，他常在本子里描绘陶器上的花纹，或陶器的外形。后来我又知道，他画的图并不合乎专业标准，倒是有点素描的味道，常是把他认为重要的特点勾画出来，甚至夸大了。父亲在家里常翻看它们，母亲说他摆弄这些图“很上瘾”。再有，他一旦手头没有拿着笔记本而又有画图要求时，香烟纸盒、台历的纸页都会被他利用。有一次，他给人写了回信后才发现，这信纸的背面已经被他画了个陶器素描，于是他又在信的角落注明：我写完此信后才发现，背面我已画了图，请你给我回信时顺带把这个信纸再邮寄回来。足见他对这些图件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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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爱看地图。1968年在北大的住房物资全部返回时，偏偏没有了丁文江的分省地图集，这是工作后一直跟随着他的。而且他更偏重于地形、地势图，后来他又买来了中国地形图放在手头，十多年后竟然已经被翻看成了残件。我猜想，他是在观看河流吧。这个习惯也影响了傅吾康先生，傅先生也曾很想买一本丁文江的分省地图集却没买到，最后他在成都倒是买来了，还曾高兴地在信里告诉了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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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儿子五岁。父亲注意到了孙子喜欢绘画，便高兴地说，图画让你学会形象思维，这对思维能力很有益，对于我们考古学更不例外。中国人用的方框字的一个优点是象形，有助于发挥形象思维。他还说过，触觉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增进理性感性思维也很有利，你对孩子乱摸东西不可过于干涉制止。我觉得，他在反复抚摸陶片时，在观看比较他的这些素描图时，一定有诸多反复思考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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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此，他的笔记本总是加入了许多零散的小纸片，偶尔还有大张的纸，例如在会议通知书的空白处，或稀疏或密密麻麻地写着发言提纲。可惜在他们隐藏本子的时候，把纸片都抽了出来，丢失了许多，日期顺序也都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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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即1973年起，他又常埋头翻找多年前的文稿和笔记，心思多了起来（母亲的原话是：他又“不安分了起来”），有几次竟然没听到家人挤在狭小空间里的家常话。我们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爸也太有闲情逸致了，现今都这样了还摆弄那点业务，有谁乐意看它。那些陈仓烂谷子早已被批了，忘记它们吧。”他却说：“多少人把命丢了很可惜，也能理解，他们受到的委屈和苦难比我大，像叶企孙，我是通过吕正操得知了这个人，也是学物理的，当年他的工资比毛主席的工资都高，对国家的科学建设作出了大贡献，还培养了许多拔尖人才，不也是被批斗了吗？我的情况可比他那样的人好多了。我得再想点，再写点，哪怕是一点点，是一种责任而不是爱好。留给后人迟早有点用吧，我就不信它全是废物。我历来做思想检查，骂过自己多少遍，帽子也多，可就是从没责骂自己的文章会是废物。”我事后分析，那时他是在构思着“大突破”（区系类型思想）、孕育着“呐喊”或“序曲”，即进入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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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画在烟盒背面的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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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当他说到这类话题时，又常会补充道：“无论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总归有一批能者志士，甘愿为国为民贡献一切。”却有一次，他合上笔记本起身时，冒出一句：“有的人也许有些翘尾巴而遭了殃，我不翘尾巴，也决不去摇尾巴。”我不知他这话的来源和所指，类似的话以后不曾再说及。我再三回忆这次少有的言语，估计是他翻看到了哪位领导报告讲话时的记录有了感想吧，但不摇尾巴确是他此生坚守的原则。他的笔记本里，大概有两成的篇幅是关于社科院院长等人做报告和讲话的记录，记录的不是全部，而是他认为和学术有些关系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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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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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居住空间压缩，精神空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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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院人员的增加，宿舍大院的住户剧增。从1953年起，我家的小院子首先是将东西两侧的长廊加宽改成了平房，迁来了三家。1960年，让我家将居住的五间北房腾出了一间，又住来一家。到了1967年，社科院的房产局来人，把居住的四间压缩成两间。父亲说实在挤不下，那人说你的房子里有厕所当然拥挤，该去掉特权，过几天来人把你的厕所拆掉，让你们也过过大众化的日子。于是，家里总共剩两间平房了，还包括厨房，家中物件垒放成了“小山”。子女回来只好打地铺睡觉，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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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议，把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旧书全部处理，以保障以后少出事端，也为了眼下的起居。父亲脸色阴沉，说那几个大本书（指《殷墟》和《城子崖》等）可是他的宝贝——国家的宝贝。过了几天，我说那些老的学术书籍或许没事，就不处理吧，但还是把其他的都丢弃吧。父亲的表情有些松动，把手里的资料放在桌子上，静静地坐着，却不愿看着我们。于是我把五六套线装的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等，是在正文前插有人物图的珍本）拆成了单本书，掺和起来当废纸卖掉了。仓促中，把十多本英文的《世界通史》《东方文化史》等书籍也处理了。又把他从陕西带回来的碑帖拓片（直径约有一尺的整整一捆，）全部浸水毁掉了。此事成了我永远的痛，深知我的这些言行让他伤心了——回想起来，我在1952年要求父母把傅吾康和父亲的合影毁掉，1964年我要求把含有李石曾的资料毁掉，这次算是第三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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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子女们说，物质上的和居住条件的压力没什么，精神的压力才是大事。你们都平安无恙，是对我和你们母亲的最大的支持和关爱，有了这个就行了。睡觉拥挤些没什么。在昆明住的三小间屋子比这里两间还小，可那时很快活啊。又说：“居住空间小了，可节假日还能去紫竹院啊，行动空间还是很大的。再说，脑子也能有活动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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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他还很不合时宜地唠叨过孔夫子赞美颜回的典故，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啃得下这菜根，才能成就大业。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和“心定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又说人只要不在乎个人得失就能摆脱世俗观念。可我们当时听了自然很不耐烦，而且还以为他是针对着住房这类的物质条件而言的。现在我才逐渐体悟到，他的话是在说，只要承受住精神压力就必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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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他说起过在精神与物质追求方面，他那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再下面一代人之间的差异，觉得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他们那代人在精神追求方面的一些情感和人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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