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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清高，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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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到1952年，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些在建国前参与了抗战胜利后接收工作的官员或办事人员（“接收大员”），涉及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经济问题。然而，我父亲和同他一起从昆明回到北京的三个人，在这个运动里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清白，没有谋取过任何私利。钱临照先生在60年代末（大概是他迁往合肥前）来我家探望时，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说起他们在接收那些房产物资过程中的清廉洁身，很是自豪得意。事后父亲说，胜利后的“接收大员”里，不少人中饱私囊。我们这几个知识分子确实做到了清廉，每每回想起这个事情，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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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辈考古学家、“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第一人”李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在回忆录里所写的，李济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中没有一件古董，没有一本线装书籍或珍本。李济先生在南京曾经与北京的同行徐旭生先生有个口头的约定：考古人不许自己收藏任何古董，不许和古董方面的任何交易沾边。他们这个口头约定非常有力量。徐先生又把这个约定传给了他的下一代，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保证书和签字。父亲说：“这是对学术执着所得来的力量，是人格和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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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件事，一直深存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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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末，我得知有个“地震地质大队”（后改名为地壳应力研究所），是由李四光创建的，是专门研究地震的，而且每周有五个白天专门做业务工作。于是，我很向往能够调到那里工作，并开始主动地不断写信联系，直到1972年4月才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联系调动处于困难阶段的1970年，我的父母在每天黄昏去紫竹院公园散步时，竟意外地和李四光先生碰了好几回面。他每次身后都有一个勤务兵跟随，提着个小马扎，以供他随时休息。每次相遇时，三个人谈笑片刻，又各走自己的路去了。有一次我正好回北京探亲，母亲向我聊起了这件事情。我急切地询问父亲：你和李四光先生是老交情了，你也知道我要调动的单位恰是他分管，你为何不借此良机，把我的事说上几句？他肯定能帮上我的这个大忙啊！父亲浅浅一笑而不作答。又过了些天，他们和李四光先生再一次巧遇了，事后母亲告诉了我。我问父亲为什么还是没提我的事情，他说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才好。就这样，一段近在咫尺的路程，靠我自身的力量却足足跑了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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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裴文中先生来我家做客，谈他俩的学术问题。我在他们谈话的间隙处，聊了些家常。当他得知我费了大劲总算是调动到地震系统工作时，笑着说，啊，真巧，我的二儿子（裴申）也正在费着劲地往你们系统调动呢，难度不小啊！我连忙说，我去地震局给通通气吧。话音未落，裴先生很本能地连忙摆手笑着说，不必了不必了。直到1983年，我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去地震出版社，竟意外地碰到了裴申，他在那里做编辑。互相攀谈中得知，他调到那里，也完全靠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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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有位朋友很恳切地找我，说他家有个祖传的像是宋代的瓷盘，能否请我父亲给鉴定一下。我说父亲是做秦汉考古的，对于文物不内行，就推托了。事后，我和我父亲聊天时谈起此事，原本只是想让他知道一下外界的动态而已，没料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立即对全家人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记住，我绝不会触及文物鉴定流通一类的任何事，我不是古董商，这是我对老一辈的承诺，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事。我回应说：明白了，你们都是很清高的人哪。他立即反驳道：“清高有什么不好？难道清高和提高全民素质是矛盾的？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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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情也加深了我对父亲内心境界的认识。1987年，旅居美国的华人、著名收藏家李汝宽先生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父母的地址，并几次写来信，父亲都没有回信。后来他来中国，到各地博物馆和文物局，广交同行友人，讨论些问题（例如，以前的“青花瓷必定是元代”的结论需要更正，认为应当向前拓展到宋、西夏、金）。有一次，他从呼和浩特写信来，希望和父亲见面，说：“余为黑城考证，略有所得，阅下有闲愿闻教言。如能驾验无任感谢。”后又终于和父亲通上了电话，聊的时间还较长，他又在信里说：“实在有缘，在（我）临行前能电话聊天，亦可称快事。”听父母说，他属于自己自幼摸索起家搞文物收藏的，以瓷器、漆器、玉器为主，是家族式的，已有一些名声和家底了，也是位爱国者。我对父亲说，你好像对于人家千里求教不很热心啊。父亲没有回答我。此后几年里，李先生又来国内多次，父亲也接待他并请他来家里做客了，他和我母亲、和我也略熟悉了，告诉我将出版几本关于中国稀少漆器、瓷器和地毯类的藏品书。但我能感觉到，父亲对他还是不亲密，尊重有加却保持着距离，强调他的研究范围“很窄”，只知陶（器）不知瓷（器），只知研究不懂市场，等等。唯有在谈论玉器时，父亲主动地问过一些问题，大概是由于他的头脑里正在思索中国的玉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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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父亲：你们研究历史，也涉及文物（主要指可移动的小文物），只是偏重于研究。他们搞收藏，偏重于市场和价值（钱），但这两方面的人和器物，都要和群众相依。所以你不理睬人家不是唯物主义，不是最好的办法。父亲说：反正我这一生，方针已定，再过两代人吧，也许他们会找到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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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懂得：父亲那一代人头脑里，文不经商，清高观念是潜伏得深而牢固的。他说：“清高，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人生追求，人格意识”，“清高就是懂得自尊自爱，精神比物质更重，心灵比口腹更重，这就叫尊严。尊严这个词似乎要在社会上消亡了，大家都不在意、也不懂得尊严二字了，这怎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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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对“清高”一词，对自认为自己清高的人，给予过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撕破了这些“自欺欺人的假面具”。“清高”一语好似已从我们的社会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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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父亲病逝后，有个好朋友很肯定地问我，你家里一定留下了不少好东西（指古董类）吧。我说绝对没有。他仍不很信：“一个权威怎么不会保存上几件呢？”我又解释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家和其他几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家一样，被抄了好几次，翻了个底朝天，要是有谁家被抄出了哪怕是一件宝贝，他还能躲过那一劫，还能活到现在的好时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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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世纪，我又在报纸上得知，李汝宽先生已带着他的儿子回到了青岛定居，曾四次把一些珍藏的文物无偿地送给了青岛市博物馆，他的书籍也出版了，这位爱国的著名收藏家叶落归根了。他那敦厚朴实、值得尊重的老者形象，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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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低头才好爬山，你就老实干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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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我经过自己三年努力，终于调到了位于河北三河县的地震地质大队（后迁到北京，更名为地壳应力研究所）。报到一周后即被派到邢台市下面的一个地震台。父亲说：“你每周有五天做技术工作，仅一天政治学习，很难得，你只求有张工作用的桌子就可以了。”又说：现在搞全国一片红，可农民仍然耕地除草，工人也懂得要开工出活。你安心干活就是了。到野外台站有好处，可以从最底层起步，走得扎实些，必有收益。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努力。如俗话说的，低头登山，下坡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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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还和我多次谈起，什么行当都会有它的“苦”处，但你熟悉和热爱它之后，就都不算什么了。“你我有共同点，要常和泥土打交道，这有何可怕。我很看不惯一些人，到了发掘现场惧怕身上沾了泥巴，能不靠前就不走近，回到驻地急忙掸土洁身，这样是难有好成果的。”又说：像咱们家后院的谷德振先生，现在地球物理所的顾功叙先生，他们的工作都是和地震学有关，你的单位缺少长者，所以你更需要去请教他们，指点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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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顾功叙先生在国家地震局做报告，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顾伯伯。在黑龙潭，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只是因为他家里没有孩子，所以我和他家来往少一些，但母亲和顾伯母很是亲近。他见到我很意外，说：“你长得像你父亲，也相信你和你父亲一样勤奋努力。他在昆明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没人督促他，你也盯住一件实在的事情干下去吧。”又说：“那时你父亲和徐旭生先生同在一个小屋子里，徐先生就是看古书，你父亲就是看陶片图件，常年就这样啊。他们观看到的是静物，我和你是学物理的，着眼于运动，会觉得总看静物不耐烦的。他们能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说明事业心和兴趣是多么的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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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顾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他听后说：“在那个年代，你顾伯伯不是也在低头爬山、想着他心里的那些事情吗？‘文革’中在走‘下坡路’时，他不也一直抬着头吗？”又说：“做学问，就要能耐住寂寞。无论对斯大林如何评论，但他的一句话我喜欢，即科学家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你不要误解他的话，不是鼓励你去做社会头面人物浮在上头，而是要和大众结合，可现在远不是这样啊。做学问得坐得住冷板凳，你做技术也同样要沉住气。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当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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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区系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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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3年到1974年间，父亲在一次回家后对我说起一件令他很生气的事情，且耿耿于怀。“这个人人皆知的革命家，表面还像个文人，有文化涵养，能写会画，读书很多，我本很尊重他，不想他却是个卑鄙小人，无耻，太无耻了……”我听了一惊！这是他唯一一次动着感情责骂人，我连忙问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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