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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高兴之余,建议父亲“索性退下来吧,你也是快七十的人了,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了。急流勇退、圆满告退多好”。父亲却说:“你正说反了,现在正是我做事情的时候,也该是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七十了,是时候了!”我记得,他把“开始”“是时候了”这六个字说得特别重。后来,他又对母亲补充说:“我得从冯家升、俞德浚那里得到些启示呀。”这大概是指他们仓促地结束了一生,丢下了许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对社会损失太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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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贯很支持父亲的事业。自从父亲说过此话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提出过退休一类的话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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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深秋,父母两人去香山赏了红叶,还爬到了顶峰香炉峰(鬼见愁)。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到达这个山顶,也许心情又和1945年登昆明的西山时有些相似吧。我不知父亲当时预感到了没有:之后的二十年,竟是他一生最为难得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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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出来的人,在50年代就都“如虎添翼”了,而父亲却整整晚了二十多年。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只顾往前看,还高兴地对我母亲说:“我是‘生逢其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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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想起了二十年前看过的话剧《蔡文姬》。他说蔡文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磨难之后,在她父亲的挚友曹操的再三撮合下,终于摆脱了许多枷锁再次成婚。编剧郭沫若先生写的诗歌《重曙光华》,成为整个话剧的高潮。不管现当代的大家们如何看待这《胡笳十八拍》是不是伪作的问题,但“郭沫若写的这四个字实在是太美了,多好的意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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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最终评价一个人的尺度不是他在顺境中的表现,而是他在逆境中的作为。但我从父亲身上体会到,顺境和逆境两种情况下的综合表现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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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忘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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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家被抄时,那个恶人闯进我家诈走了生活费。当时,父亲没听取我们子女们的意见,事后我们也就不愿再提及这个伤心话题。但如今“文革”结束了,我们又议论此事,父亲的学生们也和我们说,现在该去告他的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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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先是沉默不语,后来见我们态度明确,这才说,那事发生后几天,他就估计到这个人是谁了,从他躲闪的眼神里能察觉到。但限于当时的环境,如果“硬”碰硬,可能会有几种后果,但很可能会更窝火。为了长远,忍让才是上策,装作窝囊废没什么。这才让我明白,当年父亲不去告状,并非来自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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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还不采取伸张态度?我们问父亲,他说:“他自会受到良心责备,我从他现在的神态里能感觉到,让他自责去吧,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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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里,父亲有一个少有的表现。无论是周围什么人,甚至包括家人,在和他说到那场浩劫时,他从不接应这个话题,不说他的苦和冤,而只是默默地听,直至等到下一个话题的出现。一次全家看电视,父亲风趣地说:“运动员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会射击,有的会摔跤,有的会跑,有的会跳,有的会拳击,有的能举重。相比之下,我能负重,负重也是一种锻炼。”他说这些话,也让我联想起他说过的裴文中先生:父亲从不问他受过的苦,裴伯伯自己也从不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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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牢牢地记得,父亲在韩振江的事情上,让我们一定要学会忘却,事实上家里人也确实不愿再提他了。我也牢牢记得,在风声急切的艰难时刻,我对父亲说过的那些过激的言语:你们学历史的,就是有个很坏的职业习惯,一说什么事情,就必然地条件反射,拿出古代的什么典故来联系对比,不嫌烦吗?分明就是借古讽今啊!您老人家务必要记住,把历史、把过去知道的全盘忘却,什么典故都不知,您也就容易轻装前进了……那时候,父亲曾经无语,似为同意了。可是,1979年年底的一件事,让我再次知道,他常在思念一些同仁、友人,绝没有忘却,甚至是深深地、隐隐地留恋着、思念着。母亲告诉过我:当向达、翦伯赞、陈梦家和黄文弼等几位先生获得平反,召开了追悼会之后,父亲在那些天里反而心情沉重了起来,总有所思,远重于当年获悉他们离世时的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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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天妈妈才追问他,怎么会是这样。他半开玩笑地说,钉子扎入肉里是一种持久的隐隐的痛,但当把钉子拔出来的时候则是另外一种剧烈的阵痛。还对妈妈说,没事的,都过去了,我不会让这种痛太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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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心里一定有许多的思绪,可又不愿意吐露出来,这时他会显得很内向,让它们自生自灭了。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更会有自己诸多的特有感悟。一次他说,你慢慢会体会到,再过几代人,或许能把现今的历史,把近百年的历史写得公正明白。不过,我你都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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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我在整理父亲书房里的资料时才看到,他曾把文物报上刊登的那些为老朋友昭雪的纪念文章和报道,一一珍存了起来,并有意把他们的头像折到最前面。在过去那些相处和谐、合作愉快的岁月里,他们竟然没有合过影以留给世人,而只是把他们的一切美好牢牢地印在自己头脑里,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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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要忘却的,究竟都是哪些呢?我没有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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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附带写一个有趣味的话题。“文革”结束后,他的一个学生问我:你知道苏先生受到的最可笑的也是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吗?是他被戴上了“学阀”的高帽子。什么叫“阀”?是有强烈控制欲和控制权力、能力的人。阀门想开就大开特开,想关就滴水不漏。可苏先生最委屈了,无职无权无势,他既不能遮天也不能盖地,他还能控制什么,被控制还差不多。竟给他这样一顶高帽子戴,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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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曾把这句话向他的另一位学生转述,他的那位学生笑着说:不算太委屈吧,他是没职位,无权,无钱,却有磁力,一种无形的势能,这可是少有的呀,某些有钱有权的人都很嫉妒的是这个磁力。他是我们的“尊神”,大家从内心尊重他、爱戴他。正因为这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出现:好几个中年人在会议期间为一个无关大局的学术问题,半开玩笑般地越说越偏激,争论得难以开交,突然发现苏先生走过来了,就谁也不吭声了,各方都对自己的主张是否正确没把握,可又不愿意立即听到苏先生的答案。这才是学生眼睛里的苏秉琦——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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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双达”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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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和大家的叙谈中,多次回顾起许多旧友和往事,其中很深沉地说到了向达和尹达两位先生,这也使我回忆起以前他常和母亲提到“双达”的一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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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向达先生的初交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通过陈寅恪认识的。而在此之前,父亲说他刚参加工作就很欣赏向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与向达交往始于抗战之前,在西南联大时更为友善并互为知己。抗战胜利后,向达回到北平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在和我父亲的合作中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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