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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附带写一个有趣味的话题。“文革”结束后，他的一个学生问我：你知道苏先生受到的最可笑的也是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吗？是他被戴上了“学阀”的高帽子。什么叫“阀”？是有强烈控制欲和控制权力、能力的人。阀门想开就大开特开，想关就滴水不漏。可苏先生最委屈了，无职无权无势，他既不能遮天也不能盖地，他还能控制什么，被控制还差不多。竟给他这样一顶高帽子戴，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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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曾把这句话向他的另一位学生转述，他的那位学生笑着说：不算太委屈吧，他是没职位，无权，无钱，却有磁力，一种无形的势能，这可是少有的呀，某些有钱有权的人都很嫉妒的是这个磁力。他是我们的“尊神”，大家从内心尊重他、爱戴他。正因为这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例出现：好几个中年人在会议期间为一个无关大局的学术问题，半开玩笑般地越说越偏激，争论得难以开交，突然发现苏先生走过来了，就谁也不吭声了，各方都对自己的主张是否正确没把握，可又不愿意立即听到苏先生的答案。这才是学生眼睛里的苏秉琦——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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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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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双达”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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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和大家的叙谈中，多次回顾起许多旧友和往事，其中很深沉地说到了向达和尹达两位先生，这也使我回忆起以前他常和母亲提到“双达”的一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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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向达先生的初交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通过陈寅恪认识的。而在此之前，父亲说他刚参加工作就很欣赏向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与向达交往始于抗战之前，在西南联大时更为友善并互为知己。抗战胜利后，向达回到北平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在和我父亲的合作中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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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达曾受到重视，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有人说，向达先生曾一再地积极倡导把我父亲调到北京大学组建考古教研室，而且还对父亲说“非你莫属”。父亲内心里很是感激他。自1954年起，向达先生又兼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他，作为历史学家度过了“最美好的年华”，父亲和他的合作自然也是处于最佳时期，只可惜好景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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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大鸣大放，向达对某些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违心地说假话”；主张史学界要百花齐放，公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这些主张和提法，引起了领导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不满。按他人的揭发材料，说向先生曾肆无忌惮地讲过“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一类的话。因此，他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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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媒体说的“四大右派”，分别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四个人当中，父亲认识三个。他曾对母亲说：“向达可是个忠臣啊，敢于说实话，讲真话，是个特别厌烦献媚取宠的人，该评他左派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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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又突然被摘掉了，同样使周围的人感到惊诧。面对这少有的变数，很多人仍怀揣不解之心，一旁观望，不敢靠前（担心是个阳谋考验）。后来父亲听说，第一个向向达致书道贺的，竟是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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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61年春，父亲回家对母亲说：“今天总算碰到了机会，在楼道里和使劲低着头匆忙走路的向先生碰上了，很想多说些话，但周围的人都以惊异的眼光斜视”，于是向先生很敏锐地说：“你很忙，就赶紧去办你的事情吧。”父亲说：“向达先生如此为我着想，真是令我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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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季，父亲和所里的几个人到海拉尔休假。不知从哪里买到了两个用小纸盒子装的苏联产的维夫饼干，在坐火车回来路经天津时给了我一盒。后来我回家时和母亲说起这事，她告诉我说，你父亲去看望向先生时，除了带去一本什么书以外，还把那个纸盒子也拿去了。回来后他还和母亲讲，大概是害怕以后有什么变故吧，周围的人仍不敢靠近他，且依旧是异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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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和1959年，各个单位都在“拔白旗，插红旗”，父亲自然不会轻松。尹达在那个时期正是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明确而及时地提出了“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言论。父亲说：“这八个字很有深度、力度和水平，他是集智慧、学识和胆量于一身的人。”1958年，尹达还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这让父亲很是钦佩，并说这位曾工作在李济手下的人真是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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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笔记时注意到，1959年尹达在考古研究所召开过一次为期一周的座谈会，且有外地人员前来参加。讨论的重点内容是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父亲把当时参加会议时的日程表一直留存着。也许，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建立中国的考古学体系，成为了父亲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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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尹达先生还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明了他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了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予以否定的错误倾向。那个时候，很多人一听到陶罐排队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父亲显得很孤单无助，却心里不服。心想俄国的门捷列夫把元素写在扑克牌上排队后，发明了元素周期表，揭示了元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什么不说它是资产阶级的？而尹达先生敢于正面表态，明确指出要“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对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针对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十分强调陶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应做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从而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了错误思想的干扰，保持了健康的发展，父亲的思想包袱也随之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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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珍存的会议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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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怀念尹达和向达，说：“农村里有句俗语，叫作‘贵人相助’。我遇到的贵人很多，但其中必定包括‘双达’——知我者，支我者。我不单是因为得到过恩惠而感谢他们，而是我感受到了他俩的精神，勇往直前、不畏权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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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算起，到1976年，跨越了四十年，这个非常时期对正处于30岁到70岁左右的人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不同人会有不同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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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中年，犹如夏季植物，急需吸收阳光，急需吸收地下的养分和水，以顽强的生命力茂盛生长，开花结果。父亲顽强地和逆境抗争、固守阵地，热情迎接新时代，愿改革自我以适应新环境。但是，他没有如愿达到“如日中天”，且逐渐地“靠边了”或说“落伍了”。但或许正是这个落伍，让他能依旧在自己的耕地里继续劳作。他总是在感谢他的板凳让他没有挪窝，平生只做了一件事是他的幸福。思维，犹如搁置在寂静地窖里的酒液慢慢发酵。按照他自己在晚年时的总结，四五十年代和60年代，是他学术生涯的前三十年，是处于默默求索、趋于成熟的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的节点在哪里？是1975年开始说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或者是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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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幸福，就是因为他能自发而迅速地挣脱束缚、尽全力释放他的能量二十年，即从他68岁到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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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竟是在晚年才贡献了最鼎盛的光辉，而不是在中壮年期；一生中得到了许多友人（包括他的学生）的协助且懂得运用和珍惜这些帮助。这，就是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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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龙脉相传 文明曙光——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大会将在朝阳召开》，《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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