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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珍存的会议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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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怀念尹达和向达，说：“农村里有句俗语，叫作‘贵人相助’。我遇到的贵人很多，但其中必定包括‘双达’——知我者，支我者。我不单是因为得到过恩惠而感谢他们，而是我感受到了他俩的精神，勇往直前、不畏权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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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算起，到1976年，跨越了四十年，这个非常时期对正处于30岁到70岁左右的人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不同人会有不同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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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中年，犹如夏季植物，急需吸收阳光，急需吸收地下的养分和水，以顽强的生命力茂盛生长，开花结果。父亲顽强地和逆境抗争、固守阵地，热情迎接新时代，愿改革自我以适应新环境。但是，他没有如愿达到“如日中天”，且逐渐地“靠边了”或说“落伍了”。但或许正是这个落伍，让他能依旧在自己的耕地里继续劳作。他总是在感谢他的板凳让他没有挪窝，平生只做了一件事是他的幸福。思维，犹如搁置在寂静地窖里的酒液慢慢发酵。按照他自己在晚年时的总结，四五十年代和60年代，是他学术生涯的前三十年，是处于默默求索、趋于成熟的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的节点在哪里？是1975年开始说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或者是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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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幸福，就是因为他能自发而迅速地挣脱束缚、尽全力释放他的能量二十年，即从他68岁到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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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竟是在晚年才贡献了最鼎盛的光辉，而不是在中壮年期；一生中得到了许多友人（包括他的学生）的协助且懂得运用和珍惜这些帮助。这，就是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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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龙脉相传 文明曙光——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大会将在朝阳召开》，《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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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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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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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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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始于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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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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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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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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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到1987年，可谓父亲一生中的最佳岁月。在这十年中，特别是1979年以后，他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可以尽情地向人诉说，且得到了大多人的接受。有些还被应用到了实践当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令他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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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研究所拍的第一张单人照（摄于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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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变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外出活动明显地增多了，有的是到考古工地考察、看材料，有的是主持或参加考古学术会议。虽然很忙，但很充实。我们曾玩笑般地说过：“您可有点儿像孔子周游列国了。”他回答说，有相同处但有更多不同啊。我还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带有了明显的“个性”，似乎和他所投身的中国考古学自身也发生的明显变化很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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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术活动内容多是一些新的课题，不是旧框框下的例行事务，而是对发掘资料如何做出更好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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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很多议题和他新的学术思想有关，即多是学科发展的前沿或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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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讨论的题目虽然和全国文物考古工作总计划的大方向一致，但又是带有非计划性的，有些议题是他主动提出并得到地方单位欢迎和赞同的，有不少小型会议前后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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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开展的学术活动“自下而上”的成分多了，纯自上而下的活动少了。不再是传统的工作布置方式，而是带有“非行政性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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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打破了省区之间的行政界限，按内容将几个相邻的省市区人员召集到一起议论共同性的课题。关于这一点，我曾和父亲开玩笑地说，你们是在搞“扎根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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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强调务实，不说空话、套话，不必人多，不必请领导讲话，人人都要有备而来。用父亲的话说，叫作“不看你的文章，但要听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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