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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竟是在晚年才贡献了最鼎盛的光辉，而不是在中壮年期；一生中得到了许多友人（包括他的学生）的协助且懂得运用和珍惜这些帮助。这，就是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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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龙脉相传 文明曙光——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大会将在朝阳召开》，《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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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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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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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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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始于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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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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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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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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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到1987年，可谓父亲一生中的最佳岁月。在这十年中，特别是1979年以后，他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可以尽情地向人诉说，且得到了大多人的接受。有些还被应用到了实践当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令他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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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研究所拍的第一张单人照（摄于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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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变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外出活动明显地增多了，有的是到考古工地考察、看材料，有的是主持或参加考古学术会议。虽然很忙，但很充实。我们曾玩笑般地说过：“您可有点儿像孔子周游列国了。”他回答说，有相同处但有更多不同啊。我还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带有了明显的“个性”，似乎和他所投身的中国考古学自身也发生的明显变化很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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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术活动内容多是一些新的课题，不是旧框框下的例行事务，而是对发掘资料如何做出更好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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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很多议题和他新的学术思想有关，即多是学科发展的前沿或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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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讨论的题目虽然和全国文物考古工作总计划的大方向一致，但又是带有非计划性的，有些议题是他主动提出并得到地方单位欢迎和赞同的，有不少小型会议前后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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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开展的学术活动“自下而上”的成分多了，纯自上而下的活动少了。不再是传统的工作布置方式，而是带有“非行政性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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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打破了省区之间的行政界限，按内容将几个相邻的省市区人员召集到一起议论共同性的课题。关于这一点，我曾和父亲开玩笑地说，你们是在搞“扎根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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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强调务实，不说空话、套话，不必人多，不必请领导讲话，人人都要有备而来。用父亲的话说，叫作“不看你的文章，但要听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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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大会小会不拘一格，有人请他就去，也不管邀请单位是不是文博系统，多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人戏称他在支持“第三世界”。当然也有例外，至少有两个南方的会议他觉得讨论主题不明确，就婉言谢绝了。其中的一个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商承祚先生托人带来一个召开“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征求意见书，里面列举了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为与会者，但父亲在给主办人的回信中说：“我无意参加，拟给商老个人信陈述意见。此会太空泛，无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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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滕县博物馆看器物（摄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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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归纳，纯属外行人的观察，但他这一时期倡导和参加的学术活动都是有课题意识的，又都带有“自由思考”或“独立研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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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10月父亲收到的一封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频频外出有些招眼。比如，原来他只说是到烟台市养病去了，可养病期间，还跑到长岛、曲阜、潍坊、黄县、寿光等地“搞自留地”了。1977年10月，参加了南京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次年，又为他倡议的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写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