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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两位客人——这位老人和吴汝祚——返回宾馆后，司机继续开车送接待人牟永抗回家，在路上，司机才有机会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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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多大年纪了？他怎么竟然说：良渚那里是什么——‘古代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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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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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是在南京出席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讨论会之后，和吴汝祚先生到了杭州，做良渚一带的野外考察。当牟永抗陪同吴先生沿小路去另一个地方查看片刻时，老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和司机做过上述简短而重要的对话。当时，他手里没有地图，休息地地势平坦，绿茵葱葱，也难以看到周围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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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牟永抗（他曾是考古训练班的学员，自称是这位老人的学生）壮着胆子，当着吴先生的面问老人：“那里是古代的杭州吗？”老人笑着，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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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老人的一些学生们为他捏了一把汗，生怕此话说得有过（在考古行当里尤其避讳把话说足而过了头）。几年后，在这一带果真陆续发掘出了更多的实证：就在老人所坐石头不远处的反山、瑶山发现了良渚文化墓地和祭坛；接着确认了莫角山是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群遗址，良渚中心遗址群的面貌逐步展现在今人面前。科学预言被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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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浙江河姆渡遗址（左为吴汝祚，摄于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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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老人兴奋地几次来到反山查看出土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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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这里的104国道改线绕过了良渚遗址群。老人休息的大石头仍然静静地待在公路一旁。而其不远处，正在建立良渚博物馆和良渚遗址公园。现在，在博物馆内有一组铜像：这位老人苏秉琦在向人们讲述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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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博物馆的馆长曾对我说，十多年来我们按着苏公的思路前行，确实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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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二：“它至少有七八千年的年岁”。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曾报道，苏秉琦先生在办公室专心地反复看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器物——石磨盘和磨棒，随后双手慢慢地摸着，又缓慢而有力地对面前的文物局同志说：“这些石器很早，年代至少在七八千年前，是河南地区第一次发现，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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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千年！从河南新郑专门护送裴李岗出土的带脚石磨盘来北京的人员，在京等待碳十四测年的最后结果，在空闲时间转而一想，索性先请苏先生也来看它一眼。未料想当场就能得到苏老的这一初步、却很肯定的答案，很受鼓舞。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7000～5000年；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至少在七八千年以上，这说明，这是早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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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喜讯传来，《考古》杂志第2期首篇刊登了《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经放射性碳素的年代测定，该石磨盘为距今7885±480年。来京的领队人，事后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节目被采访时说：“（苏老）果然是位大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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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三：“在三县交界处必有惊人的发现”。1979年，郭大顺带领考古普查队在辽宁喀左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二十多处，最典型的是东山嘴遗址。消息传到北京，正在思考古文化研究从何处突破的苏秉琦说：中国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宁西部找到答案，并建议国家文物局在辽宁朝阳现场召开考古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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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24日，与会专家们达成共识：东山嘴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祭祀遗址。苏秉琦预言：“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处，可能有更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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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果真发现了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遗址群。这一发现和其他新资料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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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赤峰市的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三星他拉出土的一件玉器，意识到它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把玉器放入一个小挎包，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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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用手轻轻地反复抚摸着这件玉器，一面仔细审视，一面向他细细询问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过程。之后，他突然兴奋地说：“太好了，太重要了，这是一件珍贵的碧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贾鸿恩把这碧玉龙再次装进小挎包时，苏秉琦站起身走到贾鸿恩身旁，深沉地叮嘱说：“这可是个国宝啊，回家路上可得加倍小心啊。”此后，这一消息如同春雷一般，惊动了考古界，也惊动了历史界，引发很多文物专家的一系列研究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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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人民画报》用整版篇幅登载了这件玉龙的照片，充分肯定了红山文化及红山碧玉龙的重要地位。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它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不久，文化部将它上调到国家博物馆收藏，并曾多次赴国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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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四：“我看到了真正的古蜀文化”。1984年3月，考古会议的代表们在成都的四川省博物馆仓库，观看了几个架子上摆放着的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苏秉琦先生却对地上几个竹筐里的陶片专心地一再观看和抚摸。突然，他高兴地说了一句使人不解的话：“我看到了真正的古蜀文化。”很多人听了很为他的话担心：会不会说过了头。他却坚定地说：“这就是古蜀文化！是四川考古学的生长点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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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这里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青铜器，其中就有轰动世界的近两米高的大铜人，这些是古蜀文化的有力佐证，也引发了他更多的思考。他问家里人：你们是否知道，川西的人眼睛更突出一些吗？这些铜人的眼睛都鼓出来了，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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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体会，田野考古工作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机遇和巧合。但为什么这么多的巧合都落到了他的头上？这让我想起朱延平和我聊天时说的话：“苏老的文章我们（这些学生们）都读了，自以为理解了，其实对他学术思想的内涵、他思想方法里的灵魂，或许有些更深奥的东西游离于文字之外，我们还没有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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