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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新思想，像连珠炮般地向外喷薄着……而且他对我说过，召集的“这些会议，主题一脉相传，而且进入了‘不无争论’的状态”。这“不无争论”四字，深记我心，也难免让我有些隐隐的担忧：您的思索已到了风口浪尖处啊！您曾说过，在禅学里，那个浪尖也许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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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之后的1980年春季，他去赤峰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并观看了那里的出土文物。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赤峰这块红色山峰所在的土地。回家后说到，他从40年代总结陕西斗鸡台的瓦鬲开始，就将热河、辽宁看成了瓦鬲早期形制在中国北方的分布区，将“花边鬲”作为与“A型鬲”形制最为接近的类型，列在了陶鬲谱系中较为原始的一种。这次能到赤峰，当然对那里的新进展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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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凌源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于是，把赤峰和辽西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他检验、充实“区系类型理论”的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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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他还做了“长城地带”的专题考察，到过张家口、太谷、喀左、凌源和建平。于是，便又有了1982年、1986年的长城地带专题性系列座谈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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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考古学会会议上发言（摄于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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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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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为“大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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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他在西安的第二篇讲稿——在1979年考古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竟然谈到了“考古要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贡献”。我本以为是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泛泛一谈，不料想里面的内容都是具体的，而且把眼光放到了全国、全局的工作方向和目的上了。我猛然悟出，这个发言的核心思想不就是父亲心里一再惦念着的“要为大政治服务”吗。只是他没有说出“大政治”一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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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稿子的语气能够看出是大会发言，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专门论述全国的考古要为大政治服务的问题。我想，大政治之所以“大”，是指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总任务，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前途，即大历史，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小事。现摘出讲话稿的一小部分与读者分享。初看很别扭，但如果知道了他的潜台词，自然也就会明白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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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贡献，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考虑的问题。……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总任务之后，给我们八九亿人提出一个共同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在这个总目标之内，我们该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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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考古工作的目的性。“核心问题是，要加强我们工作的计划性、目的性。现在需要更好地考虑一下真正必须、可能和应该做的事情。这次全国考古学会议上没正面提这个内容，只是谈了八年工作规划，和考古学会要推动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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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调考古学的使命和作用。“全社会都在明确‘重理不可轻文’，这是我们的大环境。咱们报刊上的文章，多是谈现代科学技术、理工方面的东西，有的同志曾提出过‘重理不可轻文’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于光远同志说，重理轻文问题不是不存在，这也是争取下一代的问题。他曾经动员他的孩子学文，结果没争取过来。实现四化单纯是自然科学的事吗？远远不是。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强国，如何实现，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最近常谈到进口先进技术，但是经营管理能照搬照套吗？不行。谈民主，就得谈法制，我们的法规该是怎样的？法学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科学。五届人大会议中提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本来建国初燕京大学就有社会学系，五二年院系调整被砍掉了，现在中央提出来了。社会学这门科学又起死回生、成了热门。环境保护也是紧迫任务，单纯搞建房、忘记环境保护行吗？这也是社会学。既然如此，我还没看到哪位同志谈到，历史科学（包括史学、考古）该放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不值得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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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父亲在这个发言文字里面，强调考古学的总任务是要围绕四个现代化。几年后他对我说起，他心里其实还藏有一句很重的潜台词：在四个现代化之上有个更要紧关键的，是管理现代化。我们的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管理现代化拿出主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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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同理，我们考古专业照过去十七年（的做法继续）办理就行了吗？我看并非如此。所以重点是未来二十年该怎么办。……从国际形势的需要来看，全世界都希望了解中国，要求了解我国的历史现状。因此，要有高水平写出的我们国家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和文物工作考古研究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后，头一个是乒乓外交，我看出土文物在国外的展出是不是可以说是文物外交，因为展出远远超过了学术范围，引起了广泛的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现状的热潮。我们在外一百多个使馆经常碰到所在国人民要求了解我们历史、现状，要资料看。使馆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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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世界史的研究。“我们在座的同志，不管搞历史、考古、博物馆的，都和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而人类的古代史，如果说西亚、北非、欧洲是一大块，我们中国人居住的东南亚部分也算一块，中南美也是一块（注：他把世界历史分成三大块的思路是从这次发言开始的）。……我们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呢？当然，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的并非少数，研究人员的总和远远超过了我国研究外国历史的人数。今后还会如此。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还得我们自己承担。就是说，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安于建国后三十年取得的成果，这个速度不行，跟我们国家地位不相称。……世界上先进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传统。如果我们单纯引进技术，就不能真正消化成为我们自己的营养。所以，我们需要有研究外国的人员。同样的，我们研究中国考古，却不知道自己历史，也不研究外国的考古，我们也会同样对世界史成为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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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个条件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重要课题该重视还没有重视吗？汉族人多，少数民族地大，为了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对立统一如何解决，光靠民族政策还不够。对这个问题，靠正史里的史料能够回答多少？我不能回答。说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说的新疆，而不说是旧疆，对这点旧文献能说清多少？我们在新疆的考古工作就发现，新疆不但是旧疆，而且它和河西走廊，和陕甘地区，和长安的关系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听说社会科学院邓力群同志建国初期在新疆待过一段时间，他说，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离不开汉族，研究汉族历史，离不开少数民族，两者密不可分。……再说西藏。我们历史博物馆只有一个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图，和一个碑。其实汉藏的关系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内容丰富得多，源远流长。……还有内蒙古。一个河套内外，仅仅从近若干年积累的资料来看，相当丰富。但对于把这些材料整理、研究和发表，并更深一步把它和整个中国联系起来看，远远没做够。我们对这些资料容易带着一种现成的想法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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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注邻里间的历史课题。“我们邻国的考古工作的意图和成果，我们应该知道。先说越南，越南在1964年开始有专门的考古研究院。有七八个北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五十个干部，工作量比我们与它相邻的几个省要大些。例如铜鼓，把和我们相邻的几个省连起来讨论，进而讨论原始社会。把他们自己的资料和我们的资料一并连起来研究，大谈和我们仰韶文化的关系，说仰韶文化是属于古越南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不论及他们这论点是否严肃，里头肯定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内。……四周的各个国家都做考古。各唱各的歌。我们光看自己一边不行，那一边也得看到，也得研究，等将来再研究成吗？……这方面不能落后，落后就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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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理论研究。“最后说说理论研究。自从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书以来，当时考古学科还处于幼年时代。人类文明三大块中，最完整、最丰富、最典型、最标本的，在中国，而不在其他两大块，也不在东南亚的那些国家之内。恩格斯在写这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时，还没有机会知道并利用我们中国最丰富、最典型、最多样化的地下考古材料。那么这么多材料，不是只能靠我们考古工作者来发掘、来研究吗？我们应该承担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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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西安会议准备的第三篇发言稿，则是给西安考古工作者做的报告——《谈西周考古的意义》。在这篇未发表的文章里，他饱含感情地向听者回忆起他当年来宝鸡和西安的历程和那时的艰难环境，以及当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且说到了那时在他写的总结里没有说挖到了周墓、秦墓，而只是说屈体墓、仰身墓，是有缘故的，原因是那段历史不是一个脉络接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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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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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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