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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这三十年的工作很留恋，对北大很留恋。常说北大的人员关系简单，大家分工有序，互相支持，不像社会上一些单位部门里有那样的“窝里斗”和看风使舵的坏习气。他说的，的确是真心话，因为父亲离开北大以后，家里一直还有北大的客人来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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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曾准备了几句宽慰父亲的话，没想到他先主动对我开了口：“我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道理很明白的，人进了这个门，就要想到迟早还是要出来的，上去了就要想到还得下来。”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和不解：他的软着陆竟然是少有的寂静和平静，怎么就这么了了？我猜想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或许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直到时隔十二年之后的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为父亲的八十五岁诞辰举办了空前隆重而温情的庆祝会，我才终于明白：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教学生涯的谢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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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亲很开朗地面对了那一次的变化，但我想他心里肯定收获了一个有益启示：从校领导的角度看来，系主任这样的岗位，尤其是在名牌学校里边，他的学术水平、教学成果、科研成果，都是不足的。喝了这杯凉茶，可以心态冷静，防止上火。由此，我想起了父亲以前闲聊时说过的一句话：淬火，能让钢更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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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他的客人，并没有因为他不再去北大任职而减少，北大的客人也照样常来。也许是新形势下各项工作迅速开展的缘故，他除了在709号办公室里，还在家里接待日渐增多的来访客人。他们的谈话多涉及具体的学术内容，关注的也多是业务方面的新进展。在我的感觉中，来的都是客，但很难区分是否真的是学生。听母亲说，有一天父亲送走了几位年轻的客人后显得很高兴，对她说：“（我）一生所学、所想、所做、所得，现在都能用上了。你再买点更好些的茶叶接待客人吧，来这儿的都是贵客啊。”母亲听了一惊，说：“这已经是很棒的上等花茶了，我自己在家都舍不得喝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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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岁生日祝寿会（左一李水城，右三宿白。摄于北京大学，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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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人慢慢发现，他的话语日渐增多了。不光是对家人，对客人犹是，像倾盆大雨似的倾诉。我们曾向他建议，不要抢客人的话，人家说三句，你最好说两句，而不要相反。父亲笑着满口答应。可是他见了客人后，话语还是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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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知道了，父亲自1977年起逐渐出现的变化，来自他思想的飞跃、眼界的扩大，他的品格和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高尚、高大了，犹如后来傅吾康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具备了一个现代学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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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还联想到了邵望平先生写过的一段话，很切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苏秉琦先生不是那种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伍，著作等身，到头来却‘高处不胜寒’、怆然孤寂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实践、贴近田野、亲近基层学者，凡是事业需要他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汗水和心血。拜访他的海内外学人多多，都是他的座上客，从无高下之分。他倾听来客的报告和需求，因而能对考古学进展有及时、精到的理解，准确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和学术生长点。苏先生更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看风使舵，到头来追悔莫及的虚荣学者。先生有坚定的信念，耐得寂寞，宽容误解，自然能高瞻远瞩，完成大业。先生对考古学、古史研究的贡献不是在一个‘点’上的突破，也不是一个‘面’上的成功，而是贡献了一整个全新的古史架构。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家图书最高奖，他的理论能浸润史学研究的每个层面、每个分支，特别是对各地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一直发挥着、必将继续发挥指导作用。考古事业每前进一步，人们就会感到苏先生推动力的存在。他的生命已同事业融为一体、与事业共存、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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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为纪念北大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北大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父亲建议会议的主题为“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他不仅做大会发言，更乐意在会下和各界代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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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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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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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2日，父亲应邀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1983年学术年会”。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国新石器文化”发言底稿中，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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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纯主编的世界古代史，和苏联的多卷本世界史，两者相比，后者把中国部分写进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学者特别重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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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包括中国部分的世界史不足以代表全人类的历史，那只能是相当支离破碎的部分（历史），尽管它相当“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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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把中国史的研究独立起来，不把它摆在世界史中去研究，恐怕我们的研究也很难深入下去——要认识它自身在全人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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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什么外国人早已注意到世界史研究中应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中国世界史学家反而有时感到踌躇呢？……是什么环节出了毛病呢？……其障碍是，我们不能突破传统史学观——中国中心，因而未能把它放在世界史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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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据我的看法，我国近代考古学在建国三十年来已在向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大成果的取得，重大课题的突破，队伍的壮大成熟，不能不经历艰苦努力的过程。没有这些，一部真正以考古学成就为其骨骼系统的、反映我们文明古国大国历史的、真正能反映它在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史，将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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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在郑州会议上（左一王振铎，右一夏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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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家说过，别把世界史想得那么复杂。世界史，其实就分三大块：欧亚大陆的东部以中国为主，西部是欧洲，此外还有新大陆。在国外的世界史，都是把白种人当作主角，有色人种是配角。美洲，原本是有色人种，谈及历史却总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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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史研究上特别强调中国要有话语权，本是指世界史专业人员理应具备的业务灵魂的底线。“如果连自己国土的历史特点都少有认识，怎么去和国外交流中国古代史。”他曾有些激动地说，“如果只是拿出了自己国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公布于世，却没有自己的看法，还一味地显示客观、广泛征求人家（白种人）的意见和主张，甚至自己也模仿着人家的口吻再来说道中国历史，似乎谦逊民主，却是最后落个别人说了算——从人家的意识形态、喜好和利益来‘帮助我们’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的历史‘归顺在他们的历史旋律之内’了。这样能把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它在世界史中的真实地位说清楚，研究透彻吗？有的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稍有了解，下车伊始就对我们说三说四，而我们还信为圣旨。我们这样的史学家，能受到世人、后人的尊重吗？这么做下去，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会白白地绕一个大圈子，而且还会贻误年轻一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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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父亲再次说：“任何研究和实践，都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对客观情况的客观描述也绝不例外。我们既然当家做主，就不能只是提交素材，听奉别人的话，然后还洋洋自得地说不主观。这个病菌在独立自主的国家里蔓延，那怎么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