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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2日，父亲应邀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1983年学术年会”。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国新石器文化”发言底稿中，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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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纯主编的世界古代史，和苏联的多卷本世界史，两者相比，后者把中国部分写进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学者特别重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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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包括中国部分的世界史不足以代表全人类的历史，那只能是相当支离破碎的部分（历史），尽管它相当“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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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把中国史的研究独立起来，不把它摆在世界史中去研究，恐怕我们的研究也很难深入下去——要认识它自身在全人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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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什么外国人早已注意到世界史研究中应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中国世界史学家反而有时感到踌躇呢？……是什么环节出了毛病呢？……其障碍是，我们不能突破传统史学观——中国中心，因而未能把它放在世界史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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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据我的看法，我国近代考古学在建国三十年来已在向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大成果的取得，重大课题的突破，队伍的壮大成熟，不能不经历艰苦努力的过程。没有这些，一部真正以考古学成就为其骨骼系统的、反映我们文明古国大国历史的、真正能反映它在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中国史，将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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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在郑州会议上（左一王振铎，右一夏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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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家说过，别把世界史想得那么复杂。世界史，其实就分三大块：欧亚大陆的东部以中国为主，西部是欧洲，此外还有新大陆。在国外的世界史，都是把白种人当作主角，有色人种是配角。美洲，原本是有色人种，谈及历史却总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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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史研究上特别强调中国要有话语权，本是指世界史专业人员理应具备的业务灵魂的底线。“如果连自己国土的历史特点都少有认识，怎么去和国外交流中国古代史。”他曾有些激动地说，“如果只是拿出了自己国家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公布于世，却没有自己的看法，还一味地显示客观、广泛征求人家（白种人）的意见和主张，甚至自己也模仿着人家的口吻再来说道中国历史，似乎谦逊民主，却是最后落个别人说了算——从人家的意识形态、喜好和利益来‘帮助我们’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的历史‘归顺在他们的历史旋律之内’了。这样能把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它在世界史中的真实地位说清楚，研究透彻吗？有的外国人对我们的历史稍有了解，下车伊始就对我们说三说四，而我们还信为圣旨。我们这样的史学家，能受到世人、后人的尊重吗？这么做下去，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会白白地绕一个大圈子，而且还会贻误年轻一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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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父亲再次说：“任何研究和实践，都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对客观情况的客观描述也绝不例外。我们既然当家做主，就不能只是提交素材，听奉别人的话，然后还洋洋自得地说不主观。这个病菌在独立自主的国家里蔓延，那怎么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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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又曾多次提起过“世界的中国”的话题。按我写作时收集到的部分材料，可依出现的顺序罗列如下：1989年5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的会议闭幕词中，提出了学会第二个十年里的任务是走向世界；1992年8月，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即“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同年同月，在为《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撰文时，又明确提出了“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是环渤海考古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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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些讲话里的潜台词，或许和他在90年代与我的一次聊天有关，他说：“你注意到了吗？外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可对于研究世界历史而言，或许用以中国或以亚洲为中心绘制的世界图，更为方便也更为符合实际。”我听了说，那会有很多技术困难吧。不想，为了我国地质—地震等工作的需要，我工作的地壳应力研究所于2014年已经制成了大篇幅的全球地图，它是以北极为中心，南极在左端中部，我国在中心右侧偏下。得以让我以新的视角再来审视中国和四邻疆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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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的量博满教授，于1992年12月第二次见到了我父亲后，次年1月12日给我父亲的信里用流利的汉语写道：“我有幸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这是感到欣喜万分和无上的光荣。苏先生是我年轻时代起就一直崇敬的先生，这次有幸长时间听取先生的指教，并与先生亲切交谈，作为学习中国考古学的外国人，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先生的教诲里我再次感受了先生深厚的学问功底及世界观，……同您当时的论文一样。回到日本之后，我们总在反复回味，思考先生一席教诲的含义。我离开北京之后，到杭州参观了反山、莫角山，及河姆渡，看了许多出土文物。我同严文明教授一起讨论了有关将来中日共同研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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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家中再次会见日本学者量博满，之后父亲把照片中人的名字写在旁边（左一《考古》编辑部张静，右二量博满，右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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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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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三星堆：“真正的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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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父亲和几个同仁一道，去成都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回来后依旧沉醉在他的收获和喜悦之中，说难得这个机会，看了许多，收获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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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们都到省展览馆参观，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特别是到了省文物局的仓库，父亲更是高兴。据说他在仔细观看材料之后的会议发言中，还讲了些似乎和会议主调（“写好发掘报告”与“要有献身精神”）不怎么沾边的话，可他自己却很是满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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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下午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巴蜀，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样，跟展览馆里看到的也不一样。巴蜀是什么呢？如果说，在中原看到的是五千年以来的中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千年以来的巴蜀，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美不胜收的几件特种铜器、特种陶器、画像砖墓等——我们毕竟是做研究的，不是搞收藏的，外国人也常常是欣赏我们文物之美，而并不注意和关心我们自己的历史。……值得庆贺的是，四川的两个姓陈的人，用了两年时间，花了两万元钱，发掘了2000平（方）米，拿回了摆放七八个架子的物品，地上还有竹筐子装满陶片，这些太可贵了。他们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连续的系列，是五千年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次会议，不少发言强调，发掘完毕后一定要写好报告。这话不错。可我们该在此基础上，再向前思考些什么。我们不是古董商，我们要从中得到课题。巴蜀文化就是响当当的课题。我强调，要抓学科的生长点，最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学科的生长点。如果抓不住生长点，学科就没有生命力了。……早在30年代，有个美国人格维汉，他在华西大学教书，来到北平就和我讲过三星堆的发现，还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信。郭沫若很重视，但那时候也只能是说说，郭先生没能看到真东西。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光是东西，而且有断面，有了断面就可以把早的、晚的连起来了。早的是五千年前，其余是五千年到三千年前的，跨了这很重要的两千年。郭沫若若有知，会很兴奋的。……这次来蜀我明白了一点：巴蜀，是两个（族）人而不是一个。巴是巴，蜀是蜀。前者在宜川到重庆，后者在重庆之西。巴人很善战，和西面的郭沫若、东面的屈原的秉性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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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之后，他的发言被整理了出来，父亲将它冠以“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质量”的题目发表了。我问父亲，这个题目也太一般了，平淡无味，没有点出真正内容、特点和个性啊。他苦笑了之后说：“题目真是很俗，还连写了两个提高，可这里我是有用意、有所指的，‘讲的内容可不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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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悟到，他有意用最俗的题目包裹了或许有些刺目的内容。这个会议显露出，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不小区别的。为讨论今后的工作规划，原来提交与会者的内容，主要是今后出书的计划。可他觉得，应该有学科的发展规划，这才是正道。